一直以来，“文学边缘化”、“诗歌边缘化”的说法屡见不鲜，文学，特别是诗歌，从曾经一个时代的美丽梦想，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然而，近些年来，无论是在平常，还是在一些重大社会背景之下，总会发生一些诗歌事件，引来公众热切关注的目光，给寂寞的文学话题平添了几份热闹，如孔雀开屏的美丽。只是读者和媒体往往更喜欢关注诗歌“不堪”的一面。

　　从2006年底开始，2007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女诗人赵丽华被网友恶搞事件，当是一大景观。诗人，这个已经很多年不招人待见的词，突然间成了大众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女诗人赵丽华的一些“废话诗”突然引起了网友的兴趣，他们将其命名为“梨花体”诗歌，并以各种形式模仿恶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梨花事件”逐渐升级演变成一场闹剧。一时间，赵丽华以“诗坛芙蓉”的外号“臭名昭著”，现代诗歌和诗人成为网友热批的对象，似乎一夜之间，每个人都离诗歌那么接近，一伸脚就可以踹上诗歌的腰，甚至每个人都可以用大白话来进入诗歌的世界，于是开始了一场讨伐诗歌的语言狂欢。先是韩寒在博客上“大鸣大放”，声称“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韩寒的言论引起许多诗人的强烈反感。以沈浩波为代表的数位诗人在网上与韩寒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口水战”。紧接着，为了声援赵丽华，一些诗人集结起来，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支持赵丽华保卫诗歌”朗诵会。会上，诗人苏菲舒当众裸体朗诵诗歌，惹来一片哗然。几天后，此次脱衣事件的主角将整个事件过程的照片发布在了自己的博客上。

　　几乎是在同时，一家网站推出“造诗软件”，只要随便输入几个主题词或者关键词，乃至互不相干的几个词，就可以生成一首读来不之所云的所谓“诗”。至此，“恶搞”事件达到高潮。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被称为“文学娇子”的诗歌，以这样一种悲哀的方式进入大众的关注视野，几乎是遭遇一场灭顶之灾。从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很多关于诗歌的争论。于是，很多人为诗担忧，为诗“正名”，认为现代诗遭遇了前所未有误解。其中，《人民文学》2007年第三期以诗歌专号的形式出版，此前，创刊半个多世纪的《人民文学》仅出版过两次诗歌专号。主编韩作荣说“只是想在诗遭到冷遇时为人们的心灵送上一点温暖，并体现当代新诗被遮蔽的本来面目。”同时，《青年文学》也出版诗歌专号。从2007年以后，一些重要文学期刊包括《十月》、《天涯》等，纷纷扩大诗歌版面，一些以前没有诗歌的期刊如《钟山》也增设了诗歌栏目。

　　2007年发生在诗坛的“包养”事件，也是公众和网络的一大热议。生活窘迫的湖南籍诗人黄辉，通过媒体宣称想被富婆包养，从而实现自己的写作理想。该言论一经公开，网络上立刻骂声一片，黄辉更是被大众冠以“伪诗人”、“文化贱客”、“流氓作家”等骂名。风口浪尖之时，曾发表长篇小说《商海迷情》的重庆知名女作家、富姐红艳在博客中主动表示，愿意“包养”黄辉一年。此言一出，立即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包养”事件再次升级。

　　当事人富姐红艳对此事引起的激烈争论始料未及，称“已经不敢在网上阅读网友的评论”。与此同时，她向公众澄清，她所指的“包养”，并不是要和黄辉有任何肉体上的交易，本质上就是资助，但她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敏感词语，唤起社会对文化人的关注。后来网络上流传有一份红艳和黄辉的“包养协议”，协议上涉及到一年的包养费12万元。对此，网络上的看法不一，甚至有激进的网友认为，“包养事件”对诗歌的意义远胜于赵丽华的诗。

　　与“恶搞”和“包养”有所不同，每隔几年都会发生一次的诗人自杀事件，在网络等公众媒体总会引起热议。1987年，女诗人蝌蚪用一把精致而锋利的手术刀割断了大腿上的静脉自杀，年仅33岁；1989年3月26日，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时年25岁；1990年，诗人方向服毒自杀；1994年，朦胧派代表诗人顾城在新西兰用斧头砍死妻子谢烨，继而在一棵树上吊死；1996年，著名诗人、报告文学作家徐迟从六楼病房阳台上跳楼自杀，时年82岁；2005年，河北诗人周建歧在自己35岁生日时自杀身亡；2007年10月4日，诗人、小说家余地在家中自杀身亡，留下患重病的妻子和一对不满百日的双胞胎儿子；今年前不久，广东青年诗人吾同树在自己按揭贷款购买的新居里自缢身亡……这类相对严肃的诗人自杀事件，每一次都会在诗坛引起不小的震动，并且通过网络和其他媒体辐射到公众的视野，引起公众对诗歌和诗人的评价。这些诗人的自杀事件，大多以疼痛的形式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而海子的自杀，包括海子无限浪漫的诗歌，20年以来，早已经演变成一个时代的诗歌神话。

　　但是，有一些诗歌事件往往和诗歌本身所固有的激情一样，它总是要对社会进行呈现或者承担。八十年代的汪国真诗歌热，虽然诗坛本身并不一律看好，但是汪诗却足足影响了一代青年，给八十年代画上了诗意的一笔。与七十年代的天安门诗抄一样，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铺天盖地的诗歌，从几乎所有的诗人开始，扩张到普通人，从创作、出版到朗诵活动，迅速承担起了鼓舞人心的担当，显示了诗歌作为“文学娇子”的美丽和青春活力。从诗歌技艺本身而言，从诗歌艺术的发展变化而言，它也总在不断地影响着公众的教育。特别是中学语文教材的新诗选编问题，也是从诗歌和诗坛内部开始，话题迅速蔓延到公众层面。九十年代，西南师大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教授毛翰，首先提出中学语文教材上的新诗需要重新选定。此话一出，迅速出现了以四川《星星》诗刊为代表的北方观点和以广东《华夏诗报》为代表的南方观点，既而蔓延到教育学术界和整个社会，经过一番激烈的论争，最后尘埃落定。一批朦胧诗人包括舒婷、梁小斌、江河、海子等的朦胧诗被选入中学教材，为诗歌教育掀开了新的一页，也为诗歌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