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题目看，似乎是如我们农家养的老母鸡，孵了一窝小鸡，老鸡带着小鸡到处觅食一样。实际又不一样，而是“小鸡带老鸡”，就是说，是反常规而为之。

　　问题就在这里，回忆起来，三十年过去了，这种反常规的事情是出在那个反常规的年代，直言之，就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个畸形儿，是一个怪胎的降生。当时看，是股潮流，现在看，不可思议。既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更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

　　是怎么回事呢？二十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是不知道的，知道了，也是不理解的，4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可能有所知，但不亲身目睹其经历，也是搞不清楚的。

　　七十年代初期，林彪一伙已经垮台，“四人帮”一伙仍然大权在握，他们为其政治的需要，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要补充"新鲜血液"，要从工人、农民中选拔一批优秀分子参加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鉴于这一政治背景，根据当时市委主要领导的指示（当然是集体研究的意见），抽调任树林同志（时任组织部副部长），吴功玉同志（时任干部科副科长）和我做这项"新鲜血液"的摸底考察工作。

　　这项工作，记得搞了好几个月，且都是单线直接先向市委书记汇报，然后再交由市委常委集体研究决定。经过几个月的工作，也确实从工厂、农村选拔了一批年轻同志参加进了各级领导班子。这些人大都在班子中担任了主要角色，不是什么搞摆设，做样子，，可以说是实权在握。而班子中的一些资格比较老的同志，却屈居在次要位置。这样的格局渐渐地在广大干部群众的脑子里，就形成了这样的印象，老的不如小的，小的领导老的，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领导老革命。后来有些“有智慧”的人，干脆就来了个一言以蔽之———“小鸡带老鸡”。这就是“小鸡带老鸡”这个词语的出处和由来。诚然，我们的词典、辞海、辞源又多了一个新生词，也可以说是对历史的一件小创造!或许也是对中国语言学的一件小贡献，亦或是对中国人文学的一件小补缺吧！

　　可是，好景不长，1976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大伟人相继过世，随之“四人帮”因积怨太大、太深，很快也垮台了，灾难性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全党、全国、全军上下一致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开始彻底清算他们的种种罪行和劣迹。无疑，“小鸡带老鸡”的做法，也在清算之列。原市委班子领导要认真反思和反省，我们这几个做具体工作的同志，也要向群众“讲清楚”，也就是在“三大讲”的政治活动中要“讲清楚”。

　　记得，当时我们组织部门还外派了工作组进驻，工作组还找我谈了几次话，要我端正态度，正确对待群众意见，认真地将几个问题讲清楚。回忆起来，当时我的态度是可以的，我所知道的事情，基本都一五一十在会上说了，不过涉及重大的原则问题，如当事人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中的重要问题，我是未说，我没有权利将这些问题公之于众，也不会说在研究过程中，某某领导怎么交代，某某领导怎么表态。我只是从盲从性方面检查自己，从驯服论方面深挖自己。我的原则是不伤人，不害人，只讲自己，不涉他人。可是，讲了几次，都未“过关”，我有点不耐烦了，怨气开始冒头了。尤其是知道只有那么少数一、二个人，出于个人私怨，当面不说，背后捣鬼，会上不说，会下乱讲后，我更是有气，认为这不是关心人，帮助人，而是作难人，泄私愤。我执意不再“讲”了，坦率地向派驻的工作组同志说：“我没有什么再讲的了，如果认为我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审查，我接受组织的审查”。未成想，从这以后，就没有再找我了，也没有让我再“讲”了。没多久，“三大讲”活动也就结束了，工作组的同志也都撤了，机关一切开始恢复正常，特别是从当时的滁州地区调来邓子文同志任组织部长后，更是一切趋于正常了。随之，我仍然干我的干部人事工作。

　　回首往事，真是有点幼稚可笑。在那种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在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所谓路线之下，一个人的命运，特别是在政界生存的人，不知哪天会大祸临头，是祸是福，是红是黑，排定不了。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很难主宰自己的命运。就如同大自然的天，是晴是阴，是涝是旱，是风是雨———谁也难知，更是难主。就是说，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一切只有听天由命。唯一的信念和宽慰，只有凭良心用“问心无愧”来取舍自己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