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第一次建立和展示了慷慨、苍凉与刚劲融为一体后形成的美学风格：风骨。 

　　先说说风骨这个文学批评的术语。 

　　“风骨”一词，是当时品评人物的流行词语，褒义的，大致是指人的内在风神。刘勰将它用于诗文评论，在《文心雕龙》里写有《风骨》篇。大致地说，情感表现为风，思想表现为骨，但又不能将风骨简单地等同于情感与思想———风是情感表现得好所产生的效果，骨是思想表现得好获得的效果。风力要清遒，骨气要峻朗，风清骨峻，是刘勰对风骨的标准。风清骨峻的“风骨”，自然就有刚健的意味，这种刚健，在刘勰看来，主要是由文章符合经典大义，“事信”、“义直”，进而“结言端直”而产生的逻辑力量来获得的。因为曹操等人的建安文学忘了经典大义，离经叛道，不符合刘勰符合经典大义也就是宗经的要求，所以刘勰对建安文学的评价并不高。另一个批评家锺嵘，在他的著作《诗品》里使用了“建安风力”这个说法，对建安文学的评价比刘勰好一些，但他这个“风力”只指抒情产生的效果，不包括“骨”。

　　过了400年，到了唐朝初年的陈子昂，反对六朝绮靡诗风，提倡“汉魏风骨”，“风骨”才被用来概括建安文学和紧接着的正始文学，建安文学才因具有以前诗文都没有的风骨而被刮目相看，而成为历代诗人作家效仿的楷模。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之句，可见他是以建安风骨为心仪的诗歌标准的。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也是近于魏晋。白居易文辞浅白、直率，更可以看出魏晋的影子。宋代评论家严羽的《沧浪诗话》更直接称之为“建安风骨”，备加推崇。这样，一代代地继承，发扬，建安文学乃至魏晋文学才声名大振，辉煌夺目。 

　　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说“一昨于解三处见名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陈伯玉文集》卷一)“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就是陈子昂所认为的风骨。严羽所认为的风骨是“气象混沌，难以句摘”，“不可寻枝摘叶”。综合一下，风骨就是刚劲爽朗，遒劲浑成。

　　现在，我们已经大致知道“风骨”的含义了，可以用它再来看看曹操的诗。还是用刚才说到的《短歌行》做例子。这首诗，既有激昂的高格，也有低回的忧愁之情调，跌宕悠扬，极尽慷慨、苍凉之感，不失刚劲与爽朗。全诗浑然一体，语言质朴自然又含蓄蕴藉。完全符合“风骨”的要求。但是，我们知道，在曹操之前没有这样的诗，也没有“风骨”这个美学标准，因此，写出这样的诗的曹操，是为中国诗歌和文学建立和展示了一种全新的美学风格：慷慨、苍凉与刚劲融为一体后形成的风骨。考虑到这种风骨对后来的中国诗歌和文学的持续的、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是曹操率先为中国诗歌和文学塑造出了骨骼。 

　　4．第一次以自然景物为主来营造形象，引导了中国诗歌中一个重要品种山水诗的出现，但更重要的是使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精神进入了诗，并且得到了基本成功的结合与体现。

　　他并且喜欢和善于将要表达的意义放在被描写的景物的形象之中，从而形成了意象，而意象，作为一种技巧，或者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对后来的中国诗歌和文学以及文学批评，有着重大意义。 

　　自然景物入诗，曹操当然不是第一个。但以自然景物为主，他却是第一个。例如《观沧海》，就全部是自然景物。这启发、影响了在他之后的一些诗人，从而产生了一个诗歌新品种：山水诗。 

　　但产生了一个新品种山水诗，还不是诗的意象以自然景物为主的重要意义。诗的意象以自然景物为主的重要意义是，使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精神进入了诗，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使宇宙意识进入了诗，并且得到了基本成功的结合与体现。把自然和作者自己都对象化、客体化，是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精神进入诗，并且能够得到成功结合与体现的重要方法，甚至是唯一的方法。曹操使用的正是这种方法，例如他的名篇《观沧海》、《短歌行》和《龟虽寿》，其中有“我”，但这个“我”又绝对不仅仅是作者曹操，它是所有的“我”。大我。这样的“我”，就是对象化、客体化的“我”。通俗地说，就是被作者当成对象当成客体来看来观察来思考的包括他自己。把自然和作者自己都对象化、客体化，这是通向哲学思辨的关键道路。哲学思辨虽然不是诗歌应该直接表现的对象，但是在意象中贯注了哲学精神的诗歌，是会更具深度、厚度和震撼力感染力的。

　　仅仅是让自然景物大量入诗，只要想到了，做到就并不难，难的是将要表达的意义放在被描写的景物的形象之中，从而形成了意象。意象，不是意义加形象，或者形象加意义，而是只写形象，在写形象时选用的那些字词，在描写了事物的形象的同时，能暗示出作者想表达的意思。这就比较难。尤其是如果一首诗中全部都是景或物，没有主观叙述或者交代的句子时。而且我们还要想到，在曹操之前还没有人这样写过，也就是说，没有可供他参考、模仿的范文。比如说，《诗经》里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归，雨雪霏霏”，好象是自然景物入诗了，好象是有意象了，但是，要说那杨柳和雨雪是意象的话，顶多也只是半意象，因为作者想表达的意思虽然没有完全说出，也说得差不多了———“杨柳依依”前面说了一句“昔我往矣”，“雨雪霏霏”前面说了一句“今我来归”，并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与“今我来归，雨雪霏霏”紧紧衔接以形成强烈的对比，依靠这反差强烈的对比来补充说出那没有说出的一半。而曹操的《观沧海》，除了歌行结束时的缀语，简直就是“天何言哉”，全部都是在写景物，想表达的意思全都藏在对景物的描写之中。把想表达的意思全都藏在对景物的描写之中，产生的是什么效果？就是我们中国美学中极其重要的“言外之意”，“言有尽而意无穷”，就是意境，就是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等，等等，总之，我们中国人的，有中国特色的诗文审美趣味，艺术审美趣味，乃至园林建筑的审美趣味（比如说园林的藏），都是从这儿来的，慢慢发展、完善、丰富起来的。曹操自己可能并没有想到这一点，甚至他也不知道什么叫意象，他只是想到这样写而已，但就是他这么灵机一动地一想、一写，就对中国诗歌中国文学和中国的美学做出前人没有的贡献了。 

　　曹操是一个非常富有革新精神的人，他的诗中有不少是用乐府的现成题目来写的，古人就已经指出，他只是形式上用了，实质上是革新了的。有哪些革新呢？仍然拿《短歌行》做例子。《短歌行》就是乐府的题目和体制。但曹操在这里面玩了许多新花样，例如在艺术手法上，有像现在的电影手法蒙太奇，镜头在有限的宴席和浩阔的空间中来回拍摄，不断地切换，跨跳和闪回都十分自然。这手法在现在当然不算什么，许多作品中都有，可曹操写《短歌行》那是什么年代啊？那时不说不可能从电影上看到蒙太奇，从文字作品里也看不到的。并且，《短歌行》熔叙事、写景、抒情、说理于一炉，而且意象生动饱满，寓托含蓄委婉，用典自然恰切，尤其是借用《诗经》成句竟能信手拈来，赋以新意（这点很重要，因为没有新意，就是剽窃了）。语言质朴自然，又含蓄蕴藉，富有暗示力和感染力。总之，经过曹操“偷梁换柱”的《短歌行》，已经绝对与乐府的《短歌行》没多少关系了，是已经创新了的《短歌行》。 

　　曹操留存到现在的诗不多，除去他早期那些有叙事性质的，其它的诗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就是时间与生命。《龟虽寿》最为明显，《短歌行》、《观沧海》也是。在他之前也有涉及时间与生命的诗，但反复抒写并且成为自己许多诗作共有的主题的，曹操可能也是第一个。而且，考虑到许多魏晋诗人，包括陶渊明，他们的诗为什么都反复吟咏起时间与生命来了？这个现象，应该是受到曹操的诗的影响才产生的。曹操之前没有这个现象，从逻辑上说，是因为还没有谁看出时间与生命是一个重要主题，值得反复吟咏。这个推论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推论成立，那么，在把时间与生命看成重要主题而反复吟咏反复思考上，曹操就不是“可能是第一个”，而就是第一个了。

　　把时间与生命看成重要主题，标志着个体意识和宇宙意识的觉醒，它使人既站在自己个人的立场，也站在所有人的立场，去观察、体验、感受和思考万事万物，也就是整个宇宙中的一切。以前那种只从纯粹个人的立场，并且只就事论事的诗，与这不可相比———那多么小家子气！甚至是鼠目寸光。所以，曹操把时间与生命看成重要主题，不仅提升了他自己作品的高度与深度，而且，因为它产生的使其他人和后人群起而效之的影响，和由这群起而效之所形成的文学传统，曹操也在无意中提升了从他开始的中国诗歌和文学的高度与深度。

　　时间与生命成为重要的共同主题的意义，还在于它不仅是内容方面的，而且还是形式方面的。为什么这么说？时间与生命怎么就参与到形式结构中去了？这要从时间与生命的二元结构说起。有一个口号，尽人皆知，深入人心，这就是“时间就是生命”。不错，时间就是生命，时间与生命在一定的长度上相等，同步。但是再一想，这说法又错了，因为时间又并不就是生命———时间哪管你生命不生命啊，一个生命结束了，时间仍然嘀嘀答答地继续走它自己的。所以，时间与生命是二元的，有重叠，有分离，有同一，也有矛盾甚至对立。当以这有同一又有矛盾，甚至是对立的时间与生命做主题时，有同一又有矛盾甚至对立的这两个方面，就自然地而且是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作品，参与并且决定了这作品的形式结构，因为你要考虑怎样使它们和平共处在一个作品之中，谁把另一个踩下去而它自己的头昂得太高了，作者就要把它按下去，把被踩得太低的拉上来。看起来好象这样的过程中是作者在做主，但实际上作者是受时间与生命这二元牵引的，时间与生命就这样参与甚至决定了作品的形式结构，它们的二元性质成为作者生发、组织、构造意象系统时的形式要素。它们的同一、矛盾对立的消长或平衡，决定了一个作品的结构跌宕起伏的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形成了作品的深层结构———文字表现出来的那个结构叫做“表层结构”，深层结构是隐藏在表层结构下面的那一层，抽象，内在，但会读诗的，都是从表层结构的标志深入下去，看到了这个潜伏的深层结构，从而读懂了诗的。通俗地说，深层结构所起的作用，就是避免直说。只有表层结构的诗，诗意都淡。甚至常常不是诗，因为它几乎没一点诗意，原因就在于它完全直说了。 

　　从刚才的分析可以看出，时间与生命成为重要的、被反复吟咏的主题，在形式结构方面也对中国诗歌有着不能低估的重要性。

　　曹操在诗歌方面创造了这么多“第一”，与他的创新精神有关，但也是无意得之，或者说是自然得到的。不过，这样的自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比如说，最杰出的诗人，都是那些胸襟气度自然呈现于作品中的诗人，是像苏东坡所说的那样，写作时“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的诗人。这样的诗人是天才诗人，他们的作品具有不可模仿的性质———为什么胸襟气度能自然呈现于作品中？为什么能够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都是因为自然。自然是不可模仿的，因为你没有那自然而然的天才，一模仿就画虎不成反类犬了。但是向天才可以学习，争取画虎不成但也还像只猫，有些虎的模样和神态，遗憾的是比虎小了不少。

　　曹操就是这样一位胸襟气度自然呈现于作品，写作时“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的天才诗人。

　　如果单纯从作品看，在他之后，当然有比他的诗更好的诗，但是，我们必须历史地看，看到他的诗的开创性质，看到这个开创性的影响和决定性并不局限于建安七子或者建安文学，而是影响和参与决定了在他之后的中国诗歌和中国文学的走向和性质的。看到了这些，我们还能吝惜对诗人曹操的赞扬吗？何况，曹操还给中国历史和文学贡献了两件大作品：他的儿子曹植、曹丕。 

　　附记：曹操的诗从他写出就被研究到今天，但我读曹操诗歌认识到的这些“第一”和由此认识到的曹操诗歌对于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史的开创性意义，仅仅只是我的认识，也就是说，尚无持相同或者相似认识者。抛砖引玉吧。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