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故乡
有些人，年轻的时候拼了命地往外奔，奔往他乡，奔一条活路；老了，快要死了，又撵在大限到来之前往家乡奔，奔回老家咽气，奔回故土安葬。
1950年代前后，全国各地大批青年响应祖国号召，扎根大漠，垦荒种地，支援新疆建设。村里汪大眼睛有个独生女儿，扎一对又黑又粗的大辫子，村头村尾地甩上甩下，有一天突然甩去了新疆，从此杳无音信，汪大眼睛的老婆把眼睛都哭瞎了。四十年后，新疆发来电报——女儿大辫子要回了。汪大眼睛颤颤巍巍地迎到村口，万字头的鞭炮都准备好了，迎回的却不是大辫子，是个小匣子。大辫子离乡四十年，最终还是还了乡，睡到了她的瞎子娘身边，边上还有一口棺材的空地儿（留给汪大眼睛的位置），大辫子的小匣子就摆在两口棺材中间的空隙，也不占地儿。汪大眼睛还活着，他心疼这个唯一的女儿，他做的主，别人能说什么。大辫子生前任性离开了爹娘，死后倒也能任性地躺在爹娘身边。
不是所有离乡的人都这么幸运，故乡也像爹娘一样一天天老去，想要张开怀抱呵护你，已经力不从心了。
我曾很担心，年轻人一批批离开村庄，奔进城里，搬上高楼，只剩下一些老人和孩子留守村庄，孩子一天天长大，接着又一批批往城里奔，而老人却一天天老去，最后也会离开村庄，睡到村庄的后山梁上，村庄会不会因此变得人烟稀少，日渐颓败，最后消失？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离开村庄二十年，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回到那个生养我的小山村。陡然发现，梦里梦到多少回的村庄，不但没有消失，没有颓败，反而一下子变得年轻了，还有了些城里的气息。
坑坑洼洼的机耕路不见了，路两旁一人多高的芭茅连根刨了，再也不会一到秋天就顶起一大片白缨子，扫得路人一头一脸都是白絮，那条上学一天走三趟的小路拓宽了，全铺上了水泥，路面坚硬平整，再也不会因为光脚走路而踢掉趾甲盖，鲜血直流地跛去上学。
与学校遥遥相望的小山头铲平了，土用来填了山下的一口池塘。池塘没有填平以前，一边是稻田，一边是稻场。池塘里养了青鱼、花鲢、黑鲇、红鲤，油菜花开、小麦抽穗的时节，乡村处处是黄金的缎子、油绿的毯子，春雨绵绵不绝，春水上涨，池塘里的水漫过塘岸，倒灌进荒了一个冬天的稻田，田还不及开犁，寸把长的稻茬杵着等待翻身。池塘里的野生鱼儿可等不了，它们顺着水源组队往稻田里蹦，产卵、繁衍。上水鱼儿越来越多，很快，一田的青鲫鱼、红鲤鱼摇摆着尾巴，在稻茬间自由穿梭，惹得村里的半大孩子都跑来捉，田里水浅，他们赤着脚、猫着腰，盯住那些机灵的鱼儿，一逮一个准。填后的池塘与周围的稻田齐平了，连成一片，那些稻田也早已不种水稻，都变成了屋地基，有的已经起基，有的还在挖脚埋石头。那些之前离开村庄的年轻人，不知什么时候又齐刷刷赶回来，趁老人还活着，趁老屋还没有倒塌，趁政策还没有改变，开始着手重建他们的家园。等这新的家园建好，他们离老也就不远了，就能从城里搬回来，安度晚年。
他们必须赶在村庄老去之前，赶在自己老去之前，将村庄修整一新，将他们在城里看到的东西照搬回村庄，比如彩钢板、白瓷砖、蓝的绿的玻璃幕墙，这都是城里人建造房屋的材料，还有尖屋顶、大露台、圆廊柱，金铜色双开的大院门，门口立一对石狮子，凡是他们见到的式样，能想象出的高大上的元素，全都加上，可以说，已经中西合璧了。当然，城里人的广场舞，他们也不忘复制到村子里来，要跳广场舞就得有广场，有公园，这不难办，他们把村头稻场上的野草薅了，铺上水泥，四周种上美人蕉、鸡冠花，反正田地都没了，稻场闲着也是闲着。稻场一侧架上电线杆，拉根电线，支起震天响的大喇叭，很热闹了，也不用担心像城里一样扰民被叫停。就这些，足以让城里人羡慕了。
故乡变得我有些不敢认了。从村头到村尾绕了一圈，碰到一些人，年轻人大部分我都不认识，一些老年人或许我依稀记得他们，他们好奇地打量我，但也已经完全想不起我是谁家的娃了——我已经从谁家的娃变成了有娃的中年人。
乡村没有高楼铁架，山梁上招风，风无遮无挡，村庄里的一切事物都经不起一季东风的催促。那些泡桐树，一年一抽芽，一年一开花，没两年就蹿过了房檐。屋后的竹园，起先只是三两株，一个冬天过去，笋尖忽地约好了似的从土里冒出来，继而拱遍了整片山林。那些前几年还拖着鼻涕、穿开裆裤的毛孩子，总喜欢猫在一块过家家，有一天他们突然就办喜酒娶媳妇了。山野的风撵着人，迫使他们没有办法停下来，停留在童年，停留在壮年。人一下子就长大了，老，似乎也是一瞬间的事情，村里那些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是这种感觉。
我突然发觉，故乡，更多的是个名词，只适宜用来怀念。人这一天天的，要应付多少七七八八的事情，偶尔静下来的某一刻，想一想已经远去的故乡，远去的人和事，或者做一回关于故乡的梦，徒添一场伤感，仅此而已。
故乡已在不知不觉之中，悄悄地把我们所有离乡的人全都抛弃了。秦钦儿
1950年代前后，全国各地大批青年响应祖国号召，扎根大漠，垦荒种地，支援新疆建设。村里汪大眼睛有个独生女儿，扎一对又黑又粗的大辫子，村头村尾地甩上甩下，有一天突然甩去了新疆，从此杳无音信，汪大眼睛的老婆把眼睛都哭瞎了。四十年后，新疆发来电报——女儿大辫子要回了。汪大眼睛颤颤巍巍地迎到村口，万字头的鞭炮都准备好了，迎回的却不是大辫子，是个小匣子。大辫子离乡四十年，最终还是还了乡，睡到了她的瞎子娘身边，边上还有一口棺材的空地儿（留给汪大眼睛的位置），大辫子的小匣子就摆在两口棺材中间的空隙，也不占地儿。汪大眼睛还活着，他心疼这个唯一的女儿，他做的主，别人能说什么。大辫子生前任性离开了爹娘，死后倒也能任性地躺在爹娘身边。
不是所有离乡的人都这么幸运，故乡也像爹娘一样一天天老去，想要张开怀抱呵护你，已经力不从心了。
我曾很担心，年轻人一批批离开村庄，奔进城里，搬上高楼，只剩下一些老人和孩子留守村庄，孩子一天天长大，接着又一批批往城里奔，而老人却一天天老去，最后也会离开村庄，睡到村庄的后山梁上，村庄会不会因此变得人烟稀少，日渐颓败，最后消失？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离开村庄二十年，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回到那个生养我的小山村。陡然发现，梦里梦到多少回的村庄，不但没有消失，没有颓败，反而一下子变得年轻了，还有了些城里的气息。
坑坑洼洼的机耕路不见了，路两旁一人多高的芭茅连根刨了，再也不会一到秋天就顶起一大片白缨子，扫得路人一头一脸都是白絮，那条上学一天走三趟的小路拓宽了，全铺上了水泥，路面坚硬平整，再也不会因为光脚走路而踢掉趾甲盖，鲜血直流地跛去上学。
与学校遥遥相望的小山头铲平了，土用来填了山下的一口池塘。池塘没有填平以前，一边是稻田，一边是稻场。池塘里养了青鱼、花鲢、黑鲇、红鲤，油菜花开、小麦抽穗的时节，乡村处处是黄金的缎子、油绿的毯子，春雨绵绵不绝，春水上涨，池塘里的水漫过塘岸，倒灌进荒了一个冬天的稻田，田还不及开犁，寸把长的稻茬杵着等待翻身。池塘里的野生鱼儿可等不了，它们顺着水源组队往稻田里蹦，产卵、繁衍。上水鱼儿越来越多，很快，一田的青鲫鱼、红鲤鱼摇摆着尾巴，在稻茬间自由穿梭，惹得村里的半大孩子都跑来捉，田里水浅，他们赤着脚、猫着腰，盯住那些机灵的鱼儿，一逮一个准。填后的池塘与周围的稻田齐平了，连成一片，那些稻田也早已不种水稻，都变成了屋地基，有的已经起基，有的还在挖脚埋石头。那些之前离开村庄的年轻人，不知什么时候又齐刷刷赶回来，趁老人还活着，趁老屋还没有倒塌，趁政策还没有改变，开始着手重建他们的家园。等这新的家园建好，他们离老也就不远了，就能从城里搬回来，安度晚年。
他们必须赶在村庄老去之前，赶在自己老去之前，将村庄修整一新，将他们在城里看到的东西照搬回村庄，比如彩钢板、白瓷砖、蓝的绿的玻璃幕墙，这都是城里人建造房屋的材料，还有尖屋顶、大露台、圆廊柱，金铜色双开的大院门，门口立一对石狮子，凡是他们见到的式样，能想象出的高大上的元素，全都加上，可以说，已经中西合璧了。当然，城里人的广场舞，他们也不忘复制到村子里来，要跳广场舞就得有广场，有公园，这不难办，他们把村头稻场上的野草薅了，铺上水泥，四周种上美人蕉、鸡冠花，反正田地都没了，稻场闲着也是闲着。稻场一侧架上电线杆，拉根电线，支起震天响的大喇叭，很热闹了，也不用担心像城里一样扰民被叫停。就这些，足以让城里人羡慕了。
故乡变得我有些不敢认了。从村头到村尾绕了一圈，碰到一些人，年轻人大部分我都不认识，一些老年人或许我依稀记得他们，他们好奇地打量我，但也已经完全想不起我是谁家的娃了——我已经从谁家的娃变成了有娃的中年人。
乡村没有高楼铁架，山梁上招风，风无遮无挡，村庄里的一切事物都经不起一季东风的催促。那些泡桐树，一年一抽芽，一年一开花，没两年就蹿过了房檐。屋后的竹园，起先只是三两株，一个冬天过去，笋尖忽地约好了似的从土里冒出来，继而拱遍了整片山林。那些前几年还拖着鼻涕、穿开裆裤的毛孩子，总喜欢猫在一块过家家，有一天他们突然就办喜酒娶媳妇了。山野的风撵着人，迫使他们没有办法停下来，停留在童年，停留在壮年。人一下子就长大了，老，似乎也是一瞬间的事情，村里那些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是这种感觉。
我突然发觉，故乡，更多的是个名词，只适宜用来怀念。人这一天天的，要应付多少七七八八的事情，偶尔静下来的某一刻，想一想已经远去的故乡，远去的人和事，或者做一回关于故乡的梦，徒添一场伤感，仅此而已。
故乡已在不知不觉之中，悄悄地把我们所有离乡的人全都抛弃了。秦钦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