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凤英教子
王小英 文/图
电影《天仙配》《女驸马》上映后，严凤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人。生活在同一片屋顶下的我们兄弟，比其他人家的孩子们要活得更加谨小慎微。借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做孩子难，做严凤英家的孩子更难。
都说母爱是伟大的，但是在严格的传统家教约束下，我们感受到的爱不仅是伟大，更是无私加严厉的。母亲为感恩共产党对自己的关怀，在积极追求向党组织靠拢的同时，对我们子女的教育更是严之又严，绝不允许自己的后代成为贪图享受好逸恶劳的纨绔子弟。
母亲入党的那段时间，正是我们兄弟开始成长的阶段。我们的人生随之开启了比普通人家还要自律的生活模式。
我和哥哥自小就开始接受独立的生活和学习方式，我在幼儿园全托，哥哥在合肥的西岗小学寄读。学校里部队干部的孩子们很多，校风很正。除了学习之外，哥哥他们还要接受军事化的管理和操习。人们思想单纯，追求的是一心奉献，报效国家。在那样的环境中，学生们个个追求上进，刻苦学习。这就是能让母亲放心的对孩子一视同仁、平等公正的成长环境。
在生活上，哥哥从未搞过任何特殊化，穿的是家里带去的旧衣物，吃的是学校的大食堂。那时也有攀比，但比的是谁更加艰苦朴素、勤劳勇敢。哥哥聪明，学习上是拔尖的。因为他在学习和体育方面表现得太出色，拿“三好学生”和各项奖状拿到手软，很快就被选为少先队大队长。周末回家后，当他从书包里拿出一叠叠的成绩单和奖状的时候，我就会从母亲的眼里看到一闪即逝的笑意。
我是阳历9月8日出生的。因为生日比开学日晚了七天，到了我七岁那年的开学日，舅妈偷着带我到学校求情，想着就晚了几天，能不能请学校通融一下，但是被按章办事的校方给拒绝了。舅妈回家后向爸爸妈妈说了这事。父母们想了一会儿，说还是要按照学校的规定办事，不能坏了规矩。于是我便比其他的孩子晚了一整年读书。祖母得知后，非常不满，说就是差了几天啊，找一找人求个情又能怎样？关键是耽误了孩子的读书，从幼儿园毕业后就要荒废了一年的时间！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父母是多么的守规矩讲道理，孩子吃点亏不算什么，特殊化可是不能搞的。
我似乎除了过年，平时就没有穿过什么新衣服。身上的衣服都是哥哥长高了剩下不能再穿的。我这个人比较木讷，一边看着哥哥脱下旧的衣服穿上新装，一边听着他得意洋洋地唱道：“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我就在一边赶紧套上他换下的衣服。虽然有时心里偶有“醋意”，但多时会这样想：哥哥是那样优秀，我穿上这些衣服后，说不定也会像他一样长高长大。也许真是沾了哥哥的光，我在学习上也是出了名的尖子，因为只盯着手里的奖状，眼里也就看不见袖肘和膝盖上的补丁了。
家里的生活虽然简单朴素，但母亲对自己的师兄弟、剧团的同事，甚至素昧平生的遭难人家，只要看见他们有困难，总是毫不吝啬地施以援手。而她在身后，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存款和财物。
母亲在屡获殊荣后，受到了国家的优待。国家给她定的工资标准在她自己三番五次主动要求降薪后固定在每月230元。当时算是较高收入的专业人材。从党员的角度再比比身边曾经一起闯过来的师兄弟、好姐妹们的普通收入，她总是觉得心里不踏实，总觉得要为他们做点什么才能踏实。于是，遇到了不知名的农村产妇，她会出手相助，给与衣物、食品及现金；谁家子女多，生活困难，她就会及时送去救急的钱；团里的师弟家庭矛盾，砸坏了家具和锅碗瓢盆，她又自掏腰包，全部买齐又亲自送上门，连劝带吓唬，使他们夫妻言归于好；团里的同事们结婚，她买上被面床单相赠，祝愿新人花好月圆；就在生命最后的日子，她还不忘记掏出自己兜里仅有的十元钱，递给烧锅炉的宣老师傅，让他补补身子……
反观我们的童年和少年，却又是另一番光景：
在成长上，我小时候就因为父母的工作繁忙，被放在幼儿园全托，到了出麻疹的时候，被校医误诊了，一针退烧针压住了正常的表发，导致我往后几十年一直身体羸弱、长年多病。
在生活上，我们和大人一起吃着豆饼渣、红薯干和其它不知名的杂粮度过饥荒。
在学习上，我们如果不拿到90分以上的成绩单回家，面临的就是轻则罚跪，重则杖责。
路上见到拉车的工人，必须帮忙推送；遇到年迈负重的老人家，必须搀扶护送；捡到钱物，必须交公；遇到他人危难，必须出手相救。就算是做了这些好事，回家汇报时也还要接受母亲的严厉盘问和核实。直到查明实际情况后，她对我们才会脸色和蔼一些。
因为环境熏陶，我们兄弟的乐感极佳。特别是哥哥对音乐的领悟，堪称天才。我小时的嗓音也可以达到青衣花旦的表达水平。母亲也特别喜欢这一点。
一次剧团排练移植的朝鲜现代剧目《红色宣传员》，由于要熟悉唱腔，母亲就会把打印好的乐谱带回家里，一边读谱一边练唱。剧中扮演福善婶的潘霞云阿姨当年就住在我家对门。母亲除了在团里排练之外，也会时常到潘家串门。她会在吃饭的时候端上一碗饭，夹上几筷子菜过到对门去找潘阿姨，和她一起探讨剧情和对手戏份。通过这样的磨合和练习，使得《红色宣传员》成为了当年十分成功的现代戏。
天天如此的练习，让我在一旁也听了个大概。我居然也会唱起剧中主角李善子的大段核心唱腔：“福善婶你为什么……”母亲得知后特别开心。她带着我到团里，到朋友家里让我当众演唱，在一边乐呵呵地看着。我却常常臊得满脸通红。
有人会以为如果我母亲在世的话，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人脉资源把我往戏曲表演的方向引领。非也。就在前不久，我姑父的弟弟道模叔叔告诉了我一件往事——
大约在我五六岁的时候，他因工作调动进京，经过合肥看哥哥一家，顺道就一起见了我母亲。谈话时，母亲竟托他把我带到北京去寄宿读书。她对道模叔叔说，自己工作太忙，顾不上对孩子的教育。她又不想让我靠着她的名声走上唱戏的道路，就想把我送到北京找一所管理严格、教育有方的寄读学校生活学习，让我早日出息，长大成人。她这样考虑是觉得当时的北京风清气正，孩子不会走偏方向。道模叔叔听后吓了一跳。当年他还很年轻，还没有成家，觉得难以担当这样的重任，于是婉辞了。
叔叔的一番话让我很意外。我真的不知道母亲在培养孩子的事情上会有过这样的想法。为了孩子能早日成材，她什么都能豁得出去。
潘阿姨家的郑叔叔是省体委的领导干部，平时也和我们十分熟络。他家的儿子铁头是我们的发小。两家的孩子经常吃在一起，玩在一起。我六七岁时看到哥哥暑期常去省体育场游泳，心里十分痒痒，就和母亲说也想去游泳。母亲就让我自己去问郑叔叔能否办理游泳证。郑叔叔说一来我年龄不到8周岁，二来我身高不够一米二，因此不好办。知道了结果，母亲也没有再去走后门，打招呼。她认为作为党员不能让别人坏了规矩。结果我的游泳是1967年夏天在护城河里扑腾出来的。
母亲去世后，我们兄弟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无论是在成长的任何阶段，我们兄弟仍会按照母亲生前的教导做人做事。我们都像爱惜羽毛的鸟儿们一样珍惜自己母亲的名誉。无论什么诱惑来到面前，我们总会在第一时间都考虑一下会不会影响到母亲的声誉，会不会带来不利的后果。
数年前，曾有安徽的一些地方要求我们兄弟俩授权以母亲的名义冠名某某剧场某某会所。他们许诺或者送房或者给钱进行合作。尽管有丰厚的利益相许，但我觉得对方没有严格和成熟的管理模式，经和哥哥商量后托词谢绝。钱不重要，就怕不靠谱的合作会给母亲名誉带来负面的影响。这是我们恪守的底线和原则。今天重提此事也希望能取得当年合作方的理解。
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的今天，国家和社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我们兄弟也在学习着适应时代的节拍。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尝试着用相对前瞻的思路与时俱进地创作一些文艺作品。但是这些丝毫不影响我们对父母留下的家规的恪守和遵从。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我们对自己的约束和要求是不会放松的。
（作者系严凤英次子）
都说母爱是伟大的，但是在严格的传统家教约束下，我们感受到的爱不仅是伟大，更是无私加严厉的。母亲为感恩共产党对自己的关怀，在积极追求向党组织靠拢的同时，对我们子女的教育更是严之又严，绝不允许自己的后代成为贪图享受好逸恶劳的纨绔子弟。
母亲入党的那段时间，正是我们兄弟开始成长的阶段。我们的人生随之开启了比普通人家还要自律的生活模式。
我和哥哥自小就开始接受独立的生活和学习方式，我在幼儿园全托，哥哥在合肥的西岗小学寄读。学校里部队干部的孩子们很多，校风很正。除了学习之外，哥哥他们还要接受军事化的管理和操习。人们思想单纯，追求的是一心奉献，报效国家。在那样的环境中，学生们个个追求上进，刻苦学习。这就是能让母亲放心的对孩子一视同仁、平等公正的成长环境。
在生活上，哥哥从未搞过任何特殊化，穿的是家里带去的旧衣物，吃的是学校的大食堂。那时也有攀比，但比的是谁更加艰苦朴素、勤劳勇敢。哥哥聪明，学习上是拔尖的。因为他在学习和体育方面表现得太出色，拿“三好学生”和各项奖状拿到手软，很快就被选为少先队大队长。周末回家后，当他从书包里拿出一叠叠的成绩单和奖状的时候，我就会从母亲的眼里看到一闪即逝的笑意。
我是阳历9月8日出生的。因为生日比开学日晚了七天，到了我七岁那年的开学日，舅妈偷着带我到学校求情，想着就晚了几天，能不能请学校通融一下，但是被按章办事的校方给拒绝了。舅妈回家后向爸爸妈妈说了这事。父母们想了一会儿，说还是要按照学校的规定办事，不能坏了规矩。于是我便比其他的孩子晚了一整年读书。祖母得知后，非常不满，说就是差了几天啊，找一找人求个情又能怎样？关键是耽误了孩子的读书，从幼儿园毕业后就要荒废了一年的时间！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父母是多么的守规矩讲道理，孩子吃点亏不算什么，特殊化可是不能搞的。
我似乎除了过年，平时就没有穿过什么新衣服。身上的衣服都是哥哥长高了剩下不能再穿的。我这个人比较木讷，一边看着哥哥脱下旧的衣服穿上新装，一边听着他得意洋洋地唱道：“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我就在一边赶紧套上他换下的衣服。虽然有时心里偶有“醋意”，但多时会这样想：哥哥是那样优秀，我穿上这些衣服后，说不定也会像他一样长高长大。也许真是沾了哥哥的光，我在学习上也是出了名的尖子，因为只盯着手里的奖状，眼里也就看不见袖肘和膝盖上的补丁了。
家里的生活虽然简单朴素，但母亲对自己的师兄弟、剧团的同事，甚至素昧平生的遭难人家，只要看见他们有困难，总是毫不吝啬地施以援手。而她在身后，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存款和财物。
母亲在屡获殊荣后，受到了国家的优待。国家给她定的工资标准在她自己三番五次主动要求降薪后固定在每月230元。当时算是较高收入的专业人材。从党员的角度再比比身边曾经一起闯过来的师兄弟、好姐妹们的普通收入，她总是觉得心里不踏实，总觉得要为他们做点什么才能踏实。于是，遇到了不知名的农村产妇，她会出手相助，给与衣物、食品及现金；谁家子女多，生活困难，她就会及时送去救急的钱；团里的师弟家庭矛盾，砸坏了家具和锅碗瓢盆，她又自掏腰包，全部买齐又亲自送上门，连劝带吓唬，使他们夫妻言归于好；团里的同事们结婚，她买上被面床单相赠，祝愿新人花好月圆；就在生命最后的日子，她还不忘记掏出自己兜里仅有的十元钱，递给烧锅炉的宣老师傅，让他补补身子……
反观我们的童年和少年，却又是另一番光景：
在成长上，我小时候就因为父母的工作繁忙，被放在幼儿园全托，到了出麻疹的时候，被校医误诊了，一针退烧针压住了正常的表发，导致我往后几十年一直身体羸弱、长年多病。
在生活上，我们和大人一起吃着豆饼渣、红薯干和其它不知名的杂粮度过饥荒。
在学习上，我们如果不拿到90分以上的成绩单回家，面临的就是轻则罚跪，重则杖责。
路上见到拉车的工人，必须帮忙推送；遇到年迈负重的老人家，必须搀扶护送；捡到钱物，必须交公；遇到他人危难，必须出手相救。就算是做了这些好事，回家汇报时也还要接受母亲的严厉盘问和核实。直到查明实际情况后，她对我们才会脸色和蔼一些。
因为环境熏陶，我们兄弟的乐感极佳。特别是哥哥对音乐的领悟，堪称天才。我小时的嗓音也可以达到青衣花旦的表达水平。母亲也特别喜欢这一点。
一次剧团排练移植的朝鲜现代剧目《红色宣传员》，由于要熟悉唱腔，母亲就会把打印好的乐谱带回家里，一边读谱一边练唱。剧中扮演福善婶的潘霞云阿姨当年就住在我家对门。母亲除了在团里排练之外，也会时常到潘家串门。她会在吃饭的时候端上一碗饭，夹上几筷子菜过到对门去找潘阿姨，和她一起探讨剧情和对手戏份。通过这样的磨合和练习，使得《红色宣传员》成为了当年十分成功的现代戏。
天天如此的练习，让我在一旁也听了个大概。我居然也会唱起剧中主角李善子的大段核心唱腔：“福善婶你为什么……”母亲得知后特别开心。她带着我到团里，到朋友家里让我当众演唱，在一边乐呵呵地看着。我却常常臊得满脸通红。
有人会以为如果我母亲在世的话，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人脉资源把我往戏曲表演的方向引领。非也。就在前不久，我姑父的弟弟道模叔叔告诉了我一件往事——
大约在我五六岁的时候，他因工作调动进京，经过合肥看哥哥一家，顺道就一起见了我母亲。谈话时，母亲竟托他把我带到北京去寄宿读书。她对道模叔叔说，自己工作太忙，顾不上对孩子的教育。她又不想让我靠着她的名声走上唱戏的道路，就想把我送到北京找一所管理严格、教育有方的寄读学校生活学习，让我早日出息，长大成人。她这样考虑是觉得当时的北京风清气正，孩子不会走偏方向。道模叔叔听后吓了一跳。当年他还很年轻，还没有成家，觉得难以担当这样的重任，于是婉辞了。
叔叔的一番话让我很意外。我真的不知道母亲在培养孩子的事情上会有过这样的想法。为了孩子能早日成材，她什么都能豁得出去。
潘阿姨家的郑叔叔是省体委的领导干部，平时也和我们十分熟络。他家的儿子铁头是我们的发小。两家的孩子经常吃在一起，玩在一起。我六七岁时看到哥哥暑期常去省体育场游泳，心里十分痒痒，就和母亲说也想去游泳。母亲就让我自己去问郑叔叔能否办理游泳证。郑叔叔说一来我年龄不到8周岁，二来我身高不够一米二，因此不好办。知道了结果，母亲也没有再去走后门，打招呼。她认为作为党员不能让别人坏了规矩。结果我的游泳是1967年夏天在护城河里扑腾出来的。
母亲去世后，我们兄弟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无论是在成长的任何阶段，我们兄弟仍会按照母亲生前的教导做人做事。我们都像爱惜羽毛的鸟儿们一样珍惜自己母亲的名誉。无论什么诱惑来到面前，我们总会在第一时间都考虑一下会不会影响到母亲的声誉，会不会带来不利的后果。
数年前，曾有安徽的一些地方要求我们兄弟俩授权以母亲的名义冠名某某剧场某某会所。他们许诺或者送房或者给钱进行合作。尽管有丰厚的利益相许，但我觉得对方没有严格和成熟的管理模式，经和哥哥商量后托词谢绝。钱不重要，就怕不靠谱的合作会给母亲名誉带来负面的影响。这是我们恪守的底线和原则。今天重提此事也希望能取得当年合作方的理解。
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的今天，国家和社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我们兄弟也在学习着适应时代的节拍。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尝试着用相对前瞻的思路与时俱进地创作一些文艺作品。但是这些丝毫不影响我们对父母留下的家规的恪守和遵从。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我们对自己的约束和要求是不会放松的。
（作者系严凤英次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