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两荣”朋友圈里如坐春风
“朋友圈”不是新鲜事儿，自古有之，文人也不例外。苏轼就有个朋友圈，圈中有苏辙、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李廌等，他们把酒临风，吟诗作赋，亦师亦友。明末清初，年轻的方以智也有个朋友圈，他们中有方文、孙临、吴道凝、方子耀、方其义等，谈史论道，习武论文，评点时弊。
我三生有幸，现忝入桐城“三国两荣”朋友圈。
“三国两荣”者，乃小宴游乐之戏言也。即桐城文坛艺苑之张泽国、李国春、周国亮、潘忠荣、汪茂荣等五位先生。他们的名字中，三位有“国”字，两位有“荣”字。
五位先生都满腹经纶，学富五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者。
潘先生生于1940年代，正准备高考时，十年动乱开始，只得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那时，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在校期间，他获得过全校小说一等奖，并在国家级期刊上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的论文。毕业后，因家庭原因，身不由已，回桐城师范教书，并到县电大、夜大兼职教授，后调到市（县）志办工作。他主编的《桐城县志》获得全国一等奖。先生虽年近八旬，仍笔耕不辍，因为不擅长电脑，习惯手写，水笔芯写了一把又一把。
张泽国先生乃大清宰相张英十一世裔孙。或许是因为强大的传统文化基因，他自幼爱读书，好国学。他治学极为严谨，读书做记号，从来不随手划，而是一手直尺一手红笔，划得一丝不苟。他青年时期，常常早晨四五点钟，到三里街的西门山上晨读，大声诵读经史和桐城派散文。也是因为家庭成分，他没上大学，做工之余上电大。他国学修养深厚，善诗词、精书法，特别是楷书名闻遐迩。后因为工作原因，他对文博、考古、古建等都有很深的造诣，并有较为杰出的建树。
李国春先生对古文及古诗词有“童子功”。他从记事时起，随继父吟诵诗词、古文，从此，对语言文字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因没上大学，志愿从军。从部队回来后，半工半读。无论是从军、下车间、当厂长、做局长，无问寒暑，手不释卷。对古体诗、古文辞、新诗、散文、小说、公文，样样擅长，且是快手。
吾师懋躬（汪茂荣先生字）当年以天城中学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他嗜书如命，博闻强识，过目不忘。大学四年，课外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每年读约两百本课外书。几十年来，皓首穷经，孜孜以求。在我眼里，他似乎经、史、子、集无所不精，儒、释、道、西（西方哲学）都有涉猎，并阅读大量的古代文人笔记。汪先生腹内就像一座移动的图书馆。他特别擅长诗词、古文、书法、国画及各种评论，曾多次被聘为王维诗歌节、海岳杯诗词大赛等顶级赛事的终审评委。
周国亮先生一生只干一件事——书法，真、草、隶、篆、金石等都颇有造诣，尤其是隶书和篆刻更是相当精湛。他常常将前述四位先生的诗文再用书法表现出来，书、文相得益彰。
五位先生，亦师亦友。潘先生最长，比张先生长4岁，比李先生长10岁，比汪先生长15岁，比周先生长16岁，比我长24岁。潘先生当年被聘为桐城电大教授时，张泽国、李国春曾师从潘先生。我们一起吃饭时，不论谁请客，大家都让德高望重的潘先生坐主席。私下，他们三人经常互相玩笑，甚至相互“挤兑”，俨然已成为无话不说的老友。在安徽师范大学时，汪先生仅比潘先生低两届，学历史专业。他们谦虚好学，相互切磋，多年来已成为日常。我最为敬佩李国春先生，他对比他还小五岁的汪茂荣先生执弟子礼，对汪先生言必称师，无论何种场合，总是让汪先生坐在自己上首，并恭敬有加。韩愈所谓“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在国春先生身上得到真正体现。国春先生的许多高中同学又是我的小学、中学老师，我又是汪先生的亲炙弟子。因此，我常常“目无尊长”地跟国春先生开玩笑：“从汪先生来说，我还是你的师兄呢。”张泽国先生不仅尊潘老为先生，对汪先生也敬佩有加。彼此间如琢如磨，正所谓“乐只君子，万福攸同”。
五位先生皆是文人性格。潘先生中等身材，仙风道骨，鹤发童颜。说话诙谐风趣，性格豁达、洒脱、智慧、圆融。他常说：“我到哪里都是三张嘴下槽——烟、酒、食。”除烟酒外，他还爱好麻将。因为思维敏捷，即使与小年轻们一起搓麻，他常常也能收获一二。四年前的某天，我说我藏有70度的原浆酒，十年后拿出来让大家分享。他立即约曰：“十年后，我俩各自拿出好酒，请上几位老友，痛饮三日。若天不假年，权借清酌。”说完，哈哈大笑。达观如此，足见其心与天地精神往来。
“不行不行，你必须与我们大喝三天再走，否则休想。”我也没大没小。
他性格真的是好，和谁都能“嗨”得起来，确有子瞻之风——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
泽国先生形体较为瘦弱，但十分健谈。每见他说话时，精气神尤为饱满。国春先生评价泽国先生说“唯‘真、直’二字尽可以概括其为人禀性与风仪”，最恰当不过了。他骨子里受宰相家风熏陶，做事治学都极为严谨，并有文人风骨，果敢正直。他从事文博事业数十年间，说真话，做实事，敢谏言。他从专业的角度出发，不畏权贵，常与相关领导据理力争，毫不退让。
国春先生，身材偏高，国字型脸。可能因为当过兵的缘故，走路挺拔，现在还能看到他年轻时帅气英武的影子。他性格尽显“正、真”之秉性，有“守正、率真”之特色。或许是因为人生经历过于丰富，他总能站在全局的角度思考问题，不偏不倚。他是性情中人，每看到不好的现象，总有“路见不平一声吼”的直面批评，从不隐藏观点。有一次，我们坐在一起聊天，说到他去医院送杂志给吴鸣震老先生，看到病床空着，打电话询问，接电话是吴老先生的儿子，说他爸爸几天前去世了。说到此，他数度哽咽，泪流满面。最让我惊奇的是，天下文友走到桐城找到国春先生，都有饭吃，有酒喝。他还常常喊上我们，凑够满满一桌。人情往来，从不让别人吃亏。
懋躬先生身材颀长，偏瘦，性情散淡，谈吐儒雅，俨然谦谦君子风范。我喜欢从先生游。我开车，载上国春、懋躬、国亮等几位先生，游邹鲁，拜三孔，登泰山，下江南，一路上听他讲古代文人掌故，滔滔不绝，似乎又回到他的课堂之上。先秦到民国的文人轶事，似乎没有他不知道的。他喝酒时，别人请客，他喝六分；他自己请客，常常喝十二分，带头喝，直至大家实在喝不动了才善罢甘休。我们每次去他家，他肯定拿出家里最好的酒招待我们，师母甘老师也总是做几道最拿手的菜——土鸡汤、红烧肉等。砂锅盖还未揭开，满屋子已经飘荡着鸡汤的香味了。
国亮先生，膀大腰圆，髭须浓密，冬天喜欢穿风衣、戴礼帽，有上海滩许文祥之风。他厚重少言，喝起酒来俨然有魏晋风度。他从不在乎别人喝与不喝，自己不喝三四壶是不会罢休的。每当他贪杯时，国春先生只要在场，肯定会及时制止。周先生不论酒意几分，但只要毛笔在手，酒立刻清醒大半，笔走龙蛇，一挥而就。
五位先生的学问，在我面前，都是一座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他们的做人、处事、治学，和风细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遇到不顺心的事，他们常常从“道”上剖析给我听，让我拨云见日。
荀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又有人说，人生一大幸事，就是偕智者同行，同高人为伍，与贤者交友。我有幸进入他们的圈子，常常为他们斟酒把盏，听他们谈诗论文，如坐春风，受益匪浅。
当今生活浮躁，圈子多而清流不常见。文艺界有君子如斯，乔木茂森，高峰入云，桐城之幸。当此之际，生正逢时，在他们的身边，我愿永远做一个书僮，为他们牵马坠蹬，游走四方，或展纸、磨墨、斟茶，只为他们心情舒畅。
从先生们游，如坐春风里。音十垚
我三生有幸，现忝入桐城“三国两荣”朋友圈。
“三国两荣”者，乃小宴游乐之戏言也。即桐城文坛艺苑之张泽国、李国春、周国亮、潘忠荣、汪茂荣等五位先生。他们的名字中，三位有“国”字，两位有“荣”字。
五位先生都满腹经纶，学富五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者。
潘先生生于1940年代，正准备高考时，十年动乱开始，只得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那时，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在校期间，他获得过全校小说一等奖，并在国家级期刊上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的论文。毕业后，因家庭原因，身不由已，回桐城师范教书，并到县电大、夜大兼职教授，后调到市（县）志办工作。他主编的《桐城县志》获得全国一等奖。先生虽年近八旬，仍笔耕不辍，因为不擅长电脑，习惯手写，水笔芯写了一把又一把。
张泽国先生乃大清宰相张英十一世裔孙。或许是因为强大的传统文化基因，他自幼爱读书，好国学。他治学极为严谨，读书做记号，从来不随手划，而是一手直尺一手红笔，划得一丝不苟。他青年时期，常常早晨四五点钟，到三里街的西门山上晨读，大声诵读经史和桐城派散文。也是因为家庭成分，他没上大学，做工之余上电大。他国学修养深厚，善诗词、精书法，特别是楷书名闻遐迩。后因为工作原因，他对文博、考古、古建等都有很深的造诣，并有较为杰出的建树。
李国春先生对古文及古诗词有“童子功”。他从记事时起，随继父吟诵诗词、古文，从此，对语言文字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因没上大学，志愿从军。从部队回来后，半工半读。无论是从军、下车间、当厂长、做局长，无问寒暑，手不释卷。对古体诗、古文辞、新诗、散文、小说、公文，样样擅长，且是快手。
吾师懋躬（汪茂荣先生字）当年以天城中学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他嗜书如命，博闻强识，过目不忘。大学四年，课外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每年读约两百本课外书。几十年来，皓首穷经，孜孜以求。在我眼里，他似乎经、史、子、集无所不精，儒、释、道、西（西方哲学）都有涉猎，并阅读大量的古代文人笔记。汪先生腹内就像一座移动的图书馆。他特别擅长诗词、古文、书法、国画及各种评论，曾多次被聘为王维诗歌节、海岳杯诗词大赛等顶级赛事的终审评委。
周国亮先生一生只干一件事——书法，真、草、隶、篆、金石等都颇有造诣，尤其是隶书和篆刻更是相当精湛。他常常将前述四位先生的诗文再用书法表现出来，书、文相得益彰。
五位先生，亦师亦友。潘先生最长，比张先生长4岁，比李先生长10岁，比汪先生长15岁，比周先生长16岁，比我长24岁。潘先生当年被聘为桐城电大教授时，张泽国、李国春曾师从潘先生。我们一起吃饭时，不论谁请客，大家都让德高望重的潘先生坐主席。私下，他们三人经常互相玩笑，甚至相互“挤兑”，俨然已成为无话不说的老友。在安徽师范大学时，汪先生仅比潘先生低两届，学历史专业。他们谦虚好学，相互切磋，多年来已成为日常。我最为敬佩李国春先生，他对比他还小五岁的汪茂荣先生执弟子礼，对汪先生言必称师，无论何种场合，总是让汪先生坐在自己上首，并恭敬有加。韩愈所谓“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在国春先生身上得到真正体现。国春先生的许多高中同学又是我的小学、中学老师，我又是汪先生的亲炙弟子。因此，我常常“目无尊长”地跟国春先生开玩笑：“从汪先生来说，我还是你的师兄呢。”张泽国先生不仅尊潘老为先生，对汪先生也敬佩有加。彼此间如琢如磨，正所谓“乐只君子，万福攸同”。
五位先生皆是文人性格。潘先生中等身材，仙风道骨，鹤发童颜。说话诙谐风趣，性格豁达、洒脱、智慧、圆融。他常说：“我到哪里都是三张嘴下槽——烟、酒、食。”除烟酒外，他还爱好麻将。因为思维敏捷，即使与小年轻们一起搓麻，他常常也能收获一二。四年前的某天，我说我藏有70度的原浆酒，十年后拿出来让大家分享。他立即约曰：“十年后，我俩各自拿出好酒，请上几位老友，痛饮三日。若天不假年，权借清酌。”说完，哈哈大笑。达观如此，足见其心与天地精神往来。
“不行不行，你必须与我们大喝三天再走，否则休想。”我也没大没小。
他性格真的是好，和谁都能“嗨”得起来，确有子瞻之风——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
泽国先生形体较为瘦弱，但十分健谈。每见他说话时，精气神尤为饱满。国春先生评价泽国先生说“唯‘真、直’二字尽可以概括其为人禀性与风仪”，最恰当不过了。他骨子里受宰相家风熏陶，做事治学都极为严谨，并有文人风骨，果敢正直。他从事文博事业数十年间，说真话，做实事，敢谏言。他从专业的角度出发，不畏权贵，常与相关领导据理力争，毫不退让。
国春先生，身材偏高，国字型脸。可能因为当过兵的缘故，走路挺拔，现在还能看到他年轻时帅气英武的影子。他性格尽显“正、真”之秉性，有“守正、率真”之特色。或许是因为人生经历过于丰富，他总能站在全局的角度思考问题，不偏不倚。他是性情中人，每看到不好的现象，总有“路见不平一声吼”的直面批评，从不隐藏观点。有一次，我们坐在一起聊天，说到他去医院送杂志给吴鸣震老先生，看到病床空着，打电话询问，接电话是吴老先生的儿子，说他爸爸几天前去世了。说到此，他数度哽咽，泪流满面。最让我惊奇的是，天下文友走到桐城找到国春先生，都有饭吃，有酒喝。他还常常喊上我们，凑够满满一桌。人情往来，从不让别人吃亏。
懋躬先生身材颀长，偏瘦，性情散淡，谈吐儒雅，俨然谦谦君子风范。我喜欢从先生游。我开车，载上国春、懋躬、国亮等几位先生，游邹鲁，拜三孔，登泰山，下江南，一路上听他讲古代文人掌故，滔滔不绝，似乎又回到他的课堂之上。先秦到民国的文人轶事，似乎没有他不知道的。他喝酒时，别人请客，他喝六分；他自己请客，常常喝十二分，带头喝，直至大家实在喝不动了才善罢甘休。我们每次去他家，他肯定拿出家里最好的酒招待我们，师母甘老师也总是做几道最拿手的菜——土鸡汤、红烧肉等。砂锅盖还未揭开，满屋子已经飘荡着鸡汤的香味了。
国亮先生，膀大腰圆，髭须浓密，冬天喜欢穿风衣、戴礼帽，有上海滩许文祥之风。他厚重少言，喝起酒来俨然有魏晋风度。他从不在乎别人喝与不喝，自己不喝三四壶是不会罢休的。每当他贪杯时，国春先生只要在场，肯定会及时制止。周先生不论酒意几分，但只要毛笔在手，酒立刻清醒大半，笔走龙蛇，一挥而就。
五位先生的学问，在我面前，都是一座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他们的做人、处事、治学，和风细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遇到不顺心的事，他们常常从“道”上剖析给我听，让我拨云见日。
荀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又有人说，人生一大幸事，就是偕智者同行，同高人为伍，与贤者交友。我有幸进入他们的圈子，常常为他们斟酒把盏，听他们谈诗论文，如坐春风，受益匪浅。
当今生活浮躁，圈子多而清流不常见。文艺界有君子如斯，乔木茂森，高峰入云，桐城之幸。当此之际，生正逢时，在他们的身边，我愿永远做一个书僮，为他们牵马坠蹬，游走四方，或展纸、磨墨、斟茶，只为他们心情舒畅。
从先生们游，如坐春风里。音十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