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惊叹引起的祸乱
中国文人有一种劣根性，就是一方面文人相轻，一方面自相残杀。而杀人理由之荒唐、杀人态度之鲁莽，往往令武夫也自愧不如。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汉末年王允之杀蔡邕了。
《资治通鉴》这样记载：“卓之死也，左中郎将高阳侯蔡邕在王允坐，闻之惊叹。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亡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疾，而怀其私遇，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董卓确实死有余辜，但蔡邕突闻变故，禁不住发出一声“惊叹”，本是人之常情。不料，王允竟然抓住这一声“惊叹”，立即上纲上线为“共为逆”——共同进行大逆不道的事，真是匪夷所思。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蔡邕或许明白反驳是无用的，于是他把要求降到最低——给自己留条命，“愿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多么令人心酸的要求啊！而王允心如铁石，“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磾讲情说：“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诛之，无乃失人望乎！”结果，更加离奇的话也出来了，王允牵扯出汉武帝时的司马迁，大发了一番所谓“谤书”的奇谈怪论，“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这番话，想太史公于泉下听了也会毛骨悚然，幸亏没与王允生于同时，不然还有活路吗？
事实上，蔡邕与董卓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据《后汉书》载：“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名高，辟之。”董卓是景仰蔡邕的名誉和学问，因而举荐为官。开始，蔡邕“称疾不就”，董卓想不出文明的办法，只好威胁：“我力能族人。”如果不来做官，就满门抄斩。蔡邕迫不得已，只好前往。而后，董卓表现出了一个武夫对知识莫大的尊重。“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
董卓对蔡邕的重用，似乎是绝对真诚的，“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宴，辄令邕鼓琴赞事。”而且，也真把蔡邕的话当回事。“董卓宾客部典议欲尊卓比太公，称尚父。卓谋之于邕，邕曰：‘太公辅周，受命剪商，故特为其号。今明公威德，诚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为未可宜须并东平定，车驾还反旧京，然后议之。’卓从其言。”“二年六月，地震，卓以问邕。邕对曰：‘地动者，阴盛侵阳，臣下逾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车驾，乘金华青盖，爪画两轓，远近以为非宜。’卓于是改乘皁盖车。”事实证明，蔡邕非但没有“共为逆”，相反，倒是以他的才华和道德，约束了董卓的虎狼之心。
当初，预谋杀董卓的本非王允一人，行动时也主要是靠吕布，然而后来王允却宣称：“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忍也。”他说天子依靠的只有王允一人，将别人统统打入了另册。这种心态，又怎能正确地待人处事呢？更谈不上力挽狂澜、救百姓于水火了。
而从事态发展上看，王允杀了蔡邕，等于杀了民心。“搢绅诸儒莫不流涕。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兖州、陈留间皆画像而颂焉。”这些痛惜和缅怀，反证了王允的大错特错。更为严重的是，蔡邕无罪而见杀，影响极其恶劣。董卓部将之所以叛变，血洗长安，就是因为蔡邕被杀。蔡邕只是受到董卓敬重，举荐为官，礼遇厚待而已，并非董卓的心腹部将。蔡邕既然遭诛，董卓部将岂有生存之理？！因此，长安之被洗劫，时局之更为混乱，王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马日磾曾对别人说：“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果然，后来王允被杀，“长子侍中盖、次子景、定及宗族十余人皆见诛害。”和蔡邕之死相距不到两个月，报应来得也太快了吧。尹宗国
《资治通鉴》这样记载：“卓之死也，左中郎将高阳侯蔡邕在王允坐，闻之惊叹。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亡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疾，而怀其私遇，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董卓确实死有余辜，但蔡邕突闻变故，禁不住发出一声“惊叹”，本是人之常情。不料，王允竟然抓住这一声“惊叹”，立即上纲上线为“共为逆”——共同进行大逆不道的事，真是匪夷所思。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蔡邕或许明白反驳是无用的，于是他把要求降到最低——给自己留条命，“愿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多么令人心酸的要求啊！而王允心如铁石，“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磾讲情说：“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诛之，无乃失人望乎！”结果，更加离奇的话也出来了，王允牵扯出汉武帝时的司马迁，大发了一番所谓“谤书”的奇谈怪论，“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这番话，想太史公于泉下听了也会毛骨悚然，幸亏没与王允生于同时，不然还有活路吗？
事实上，蔡邕与董卓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据《后汉书》载：“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名高，辟之。”董卓是景仰蔡邕的名誉和学问，因而举荐为官。开始，蔡邕“称疾不就”，董卓想不出文明的办法，只好威胁：“我力能族人。”如果不来做官，就满门抄斩。蔡邕迫不得已，只好前往。而后，董卓表现出了一个武夫对知识莫大的尊重。“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
董卓对蔡邕的重用，似乎是绝对真诚的，“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宴，辄令邕鼓琴赞事。”而且，也真把蔡邕的话当回事。“董卓宾客部典议欲尊卓比太公，称尚父。卓谋之于邕，邕曰：‘太公辅周，受命剪商，故特为其号。今明公威德，诚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为未可宜须并东平定，车驾还反旧京，然后议之。’卓从其言。”“二年六月，地震，卓以问邕。邕对曰：‘地动者，阴盛侵阳，臣下逾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车驾，乘金华青盖，爪画两轓，远近以为非宜。’卓于是改乘皁盖车。”事实证明，蔡邕非但没有“共为逆”，相反，倒是以他的才华和道德，约束了董卓的虎狼之心。
当初，预谋杀董卓的本非王允一人，行动时也主要是靠吕布，然而后来王允却宣称：“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忍也。”他说天子依靠的只有王允一人，将别人统统打入了另册。这种心态，又怎能正确地待人处事呢？更谈不上力挽狂澜、救百姓于水火了。
而从事态发展上看，王允杀了蔡邕，等于杀了民心。“搢绅诸儒莫不流涕。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兖州、陈留间皆画像而颂焉。”这些痛惜和缅怀，反证了王允的大错特错。更为严重的是，蔡邕无罪而见杀，影响极其恶劣。董卓部将之所以叛变，血洗长安，就是因为蔡邕被杀。蔡邕只是受到董卓敬重，举荐为官，礼遇厚待而已，并非董卓的心腹部将。蔡邕既然遭诛，董卓部将岂有生存之理？！因此，长安之被洗劫，时局之更为混乱，王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马日磾曾对别人说：“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果然，后来王允被杀，“长子侍中盖、次子景、定及宗族十余人皆见诛害。”和蔡邕之死相距不到两个月，报应来得也太快了吧。尹宗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