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惊叹引起的祸乱
中国文人有一种劣根性,就是一方面文人相轻,一方面自相残杀。而杀人理由之荒唐、杀人态度之鲁莽,往往令武夫也自愧不如。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汉末年王允之杀蔡邕了。
《资治通鉴》这样记载:“卓之死也,左中郎将高阳侯蔡邕在王允坐,闻之惊叹。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亡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疾,而怀其私遇,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董卓确实死有余辜,但蔡邕突闻变故,禁不住发出一声“惊叹”,本是人之常情。不料,王允竟然抓住这一声“惊叹”,立即上纲上线为“共为逆”——共同进行大逆不道的事,真是匪夷所思。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蔡邕或许明白反驳是无用的,于是他把要求降到最低——给自己留条命,“愿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多么令人心酸的要求啊!而王允心如铁石,“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磾讲情说:“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诛之,无乃失人望乎!”结果,更加离奇的话也出来了,王允牵扯出汉武帝时的司马迁,大发了一番所谓“谤书”的奇谈怪论,“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这番话,想太史公于泉下听了也会毛骨悚然,幸亏没与王允生于同时,不然还有活路吗?
事实上,蔡邕与董卓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据《后汉书》载:“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名高,辟之。”董卓是景仰蔡邕的名誉和学问,因而举荐为官。开始,蔡邕“称疾不就”,董卓想不出文明的办法,只好威胁:“我力能族人。”如果不来做官,就满门抄斩。蔡邕迫不得已,只好前往。而后,董卓表现出了一个武夫对知识莫大的尊重。“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
董卓对蔡邕的重用,似乎是绝对真诚的,“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宴,辄令邕鼓琴赞事。”而且,也真把蔡邕的话当回事。“董卓宾客部典议欲尊卓比太公,称尚父。卓谋之于邕,邕曰:‘太公辅周,受命剪商,故特为其号。今明公威德,诚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为未可宜须并东平定,车驾还反旧京,然后议之。’卓从其言。”“二年六月,地震,卓以问邕。邕对曰:‘地动者,阴盛侵阳,臣下逾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车驾,乘金华青盖,爪画两轓,远近以为非宜。’卓于是改乘皁盖车。”事实证明,蔡邕非但没有“共为逆”,相反,倒是以他的才华和道德,约束了董卓的虎狼之心。
当初,预谋杀董卓的本非王允一人,行动时也主要是靠吕布,然而后来王允却宣称:“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忍也。”他说天子依靠的只有王允一人,将别人统统打入了另册。这种心态,又怎能正确地待人处事呢?更谈不上力挽狂澜、救百姓于水火了。
而从事态发展上看,王允杀了蔡邕,等于杀了民心。“搢绅诸儒莫不流涕。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兖州、陈留间皆画像而颂焉。”这些痛惜和缅怀,反证了王允的大错特错。更为严重的是,蔡邕无罪而见杀,影响极其恶劣。董卓部将之所以叛变,血洗长安,就是因为蔡邕被杀。蔡邕只是受到董卓敬重,举荐为官,礼遇厚待而已,并非董卓的心腹部将。蔡邕既然遭诛,董卓部将岂有生存之理?!因此,长安之被洗劫,时局之更为混乱,王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马日磾曾对别人说:“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果然,后来王允被杀,“长子侍中盖、次子景、定及宗族十余人皆见诛害。”和蔡邕之死相距不到两个月,报应来得也太快了吧。尹宗国
《资治通鉴》这样记载:“卓之死也,左中郎将高阳侯蔡邕在王允坐,闻之惊叹。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亡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疾,而怀其私遇,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董卓确实死有余辜,但蔡邕突闻变故,禁不住发出一声“惊叹”,本是人之常情。不料,王允竟然抓住这一声“惊叹”,立即上纲上线为“共为逆”——共同进行大逆不道的事,真是匪夷所思。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蔡邕或许明白反驳是无用的,于是他把要求降到最低——给自己留条命,“愿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多么令人心酸的要求啊!而王允心如铁石,“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磾讲情说:“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诛之,无乃失人望乎!”结果,更加离奇的话也出来了,王允牵扯出汉武帝时的司马迁,大发了一番所谓“谤书”的奇谈怪论,“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这番话,想太史公于泉下听了也会毛骨悚然,幸亏没与王允生于同时,不然还有活路吗?
事实上,蔡邕与董卓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据《后汉书》载:“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名高,辟之。”董卓是景仰蔡邕的名誉和学问,因而举荐为官。开始,蔡邕“称疾不就”,董卓想不出文明的办法,只好威胁:“我力能族人。”如果不来做官,就满门抄斩。蔡邕迫不得已,只好前往。而后,董卓表现出了一个武夫对知识莫大的尊重。“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
董卓对蔡邕的重用,似乎是绝对真诚的,“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宴,辄令邕鼓琴赞事。”而且,也真把蔡邕的话当回事。“董卓宾客部典议欲尊卓比太公,称尚父。卓谋之于邕,邕曰:‘太公辅周,受命剪商,故特为其号。今明公威德,诚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为未可宜须并东平定,车驾还反旧京,然后议之。’卓从其言。”“二年六月,地震,卓以问邕。邕对曰:‘地动者,阴盛侵阳,臣下逾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车驾,乘金华青盖,爪画两轓,远近以为非宜。’卓于是改乘皁盖车。”事实证明,蔡邕非但没有“共为逆”,相反,倒是以他的才华和道德,约束了董卓的虎狼之心。
当初,预谋杀董卓的本非王允一人,行动时也主要是靠吕布,然而后来王允却宣称:“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忍也。”他说天子依靠的只有王允一人,将别人统统打入了另册。这种心态,又怎能正确地待人处事呢?更谈不上力挽狂澜、救百姓于水火了。
而从事态发展上看,王允杀了蔡邕,等于杀了民心。“搢绅诸儒莫不流涕。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兖州、陈留间皆画像而颂焉。”这些痛惜和缅怀,反证了王允的大错特错。更为严重的是,蔡邕无罪而见杀,影响极其恶劣。董卓部将之所以叛变,血洗长安,就是因为蔡邕被杀。蔡邕只是受到董卓敬重,举荐为官,礼遇厚待而已,并非董卓的心腹部将。蔡邕既然遭诛,董卓部将岂有生存之理?!因此,长安之被洗劫,时局之更为混乱,王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马日磾曾对别人说:“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果然,后来王允被杀,“长子侍中盖、次子景、定及宗族十余人皆见诛害。”和蔡邕之死相距不到两个月,报应来得也太快了吧。尹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