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书
书何以能说？在那个除孩子课本与连环画之外，书籍成凤毛麟角的儿时，我们的确是凭着老人讲故事与说书人说书得来全部历史知识，这或许就是至今仍存入我们心中的那些模糊的所谓历史，闪烁着辨不清模样的星星之光了。尽管知道说书人是在不断炒现饭，但村人仍然听得津津有味，乐此不疲。就像当时八亿人民看的那八部样板戏，唱词与唱腔几乎全部了然于胸，也仍然在吃过晚饭后，拽着疲惫的身子步行几里，有时甚至十多里外去听去看。放映一般都在村庄的打谷场上，黑压压一片全是几小时一直站着。我不知道现在人干什么事能有这样一种精神。这不仅是因为精神生活的缺乏，更应该是对历史及本民族文明密码的追问与敬畏！有时我们还站在银幕背后反向观看，反向地看着马跑、看着子弹飞越。那时我就想不通：反向的子弹为什么也能击中敌人？马儿反向的奔跑为什么也能到达目的地？有一句顺口溜，我现在还记得：“打起锣来咚咚呛，不是《红灯记》就是《沙家浜》。”就是这样，村人也每每一如既往地与银幕上的主人公同悲同喜，同仇敌忾。
说书人、货郎客与放映员是当时乡村三大靓丽风景，当然还有两种，那就是赤脚医生与代课老师，他们是当时乡村五种有身份的人。后两种不在前面三种的朋友圈内，有严格的区别，所以这里就不说了。他们在乡村产生鲶鱼效应，让平时平静得异乎寻常的村野露出带有露珠的生机。在这三大风景中，货郎客走村串户，放映员按部就班，放了东村放西村，传染病似的往前赶，唯独说书人是个例外，需要去请的，他们从来不无目的走动，却又不可预期。有个姓金的说书人远近闻名，几乎就是只坐山虎，说得好听点，他会惹女孩子发笑，甚至有的女孩对这只口若悬河的坐山虎情有独钟。我们那时上小学，每次都跟在这三种人的后面屁颠屁颠，气喘吁吁，得意忘形。我们还帮着他扛鼓架，背大鼓，背得面红耳赤，还在心中很有成就感，并因此在小伙伴面前边抹汗边张扬：怎么样，我第一个知道的！
说书人，有时也叫说书先生。被称为先生是我们这里最高的礼遇。记忆中，村庄“老”了人才会派人去请说书先生。老了人请说书先生，最重要的目的是图个人气与热闹，否则过于冷静，只是一家人整夜团团转，悲伤的人会更加悲伤。
那时还不知污染为何物，鼓声一敲，牙板（快板）一打，类似于空谷回响，能传出好几里地，湖对面敲出来的声音，湖这边听得真真切切。听见鼓声，全村庄的人立马就跑过去，附近村庄的人也会及时赶过来。年龄大的会有人帮着端只凳子，年青人就站立一旁，在老人们的后面围成圈，类似于卖艺打场的。开头是始终不改的两句：“鼓声一打响咚咚，周围坐的是贫下中农，今天不把别的表，只说说那个抗日英雄……”我实际喜欢听的不是说书人说的这些内容，而是喜欢听那鼓与牙板敲出的声音，感觉它俩配合得特别好，鼓敲两打，牙板打一下，非常清脆，特别有节奏感，感觉比说书人唱的唱词要好听许多。因为喜欢，所以常常偷偷地在家中用筷子、碗和桌子三大件“当当”地练习敲打。那时也不知为什么，生怕父亲知道，但偏偏有鬼，有一回刚刚敲打了几下，就听见了父亲的脚步声，慌忙收拾时，“咣当”一下把练习的碗打碎了，挨了一顿揍。从此，我便改用脸盆继续练习。姐姐和母亲骂，我是不管的，只怕父亲。
除去村里老了人要请人说书外，还有一种情况几个人合伙偷偷地请，也不叫偷偷，而是劳动之余，几个人坐在田埂上歇息时，突然为“薛仁贵”或者“程咬金”是怎么死的大吵，谁也不服输，于是有人出主意，干脆去把那个说书的请来说一夜就知道究竟了。说一夜书，要付工钱3块，还要包吃包喝，而当时一个壮劳力一天只能赚5毛9分钱，就这样他们居然真就硬着头皮把个说书的请进了村庄。
古书的，统统属于“毒草”系列，所以要提前与说书人悄悄讲好，说书人自己也心知肚明，午夜之前说《热火金刚》或者《林海雪源》，12点以后改过来说《薛仁贵征东》。那天也不知是怎么走漏了风声，被大队书记知道了。正说到李世民求贤若渴，程咬金遍访征东良将的时候，大队书记推门进来了。场面非常尴尬，大家脸色都有些白了─ ─虽然已是“批林批孔”的时候，但抓了现场，仍有可能到大队去接受批斗，或者扣一个月的工分也未可知。我到现在还佩服那个姓金的说书人，居然不慌不忙。大队书记进来后，有人让了座，他手拿黄烟筒，正襟危坐，大概是要看看这帮人怎么收场。然而，鼓与牙板仍然在敲（肯定不能停下来，停下来问题就大了，等于自我认账）。如果书记没有进来，《薛仁贵征东》的唱词已经到了一首打油诗——“日落西山一点红，飘飘荡荡影无踪”。他居然立马把唱词改为“日出东方一点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大家的心这才放了下来。大队书记找不到把柄，也就关门出去了。
多年后，我曾就此事问过这位大队书记，他笑着说，我知道你们在说古书，我也想听两句，但他们半句也不让我听。
现在想来，那个姓金的说书人为什么如此镇定？估计就是那“鼓声两下，牙板（快板）一下”的明快节奏和奇特调子起了关键作用。看来是真有些奇特了，它让他有了思考的时间与空间。因为在没有想好台词前，鼓与牙板可以一直敲，给听说书之人留一下白。如果实在想不出来，留得太长也可以停下来，记得停下来有呆板的唱词：“要知后事如何，吃口黄烟喝口热
茶再追根。”金国泉
说书人、货郎客与放映员是当时乡村三大靓丽风景，当然还有两种，那就是赤脚医生与代课老师，他们是当时乡村五种有身份的人。后两种不在前面三种的朋友圈内，有严格的区别，所以这里就不说了。他们在乡村产生鲶鱼效应，让平时平静得异乎寻常的村野露出带有露珠的生机。在这三大风景中，货郎客走村串户，放映员按部就班，放了东村放西村，传染病似的往前赶，唯独说书人是个例外，需要去请的，他们从来不无目的走动，却又不可预期。有个姓金的说书人远近闻名，几乎就是只坐山虎，说得好听点，他会惹女孩子发笑，甚至有的女孩对这只口若悬河的坐山虎情有独钟。我们那时上小学，每次都跟在这三种人的后面屁颠屁颠，气喘吁吁，得意忘形。我们还帮着他扛鼓架，背大鼓，背得面红耳赤，还在心中很有成就感，并因此在小伙伴面前边抹汗边张扬：怎么样，我第一个知道的！
说书人，有时也叫说书先生。被称为先生是我们这里最高的礼遇。记忆中，村庄“老”了人才会派人去请说书先生。老了人请说书先生，最重要的目的是图个人气与热闹，否则过于冷静，只是一家人整夜团团转，悲伤的人会更加悲伤。
那时还不知污染为何物，鼓声一敲，牙板（快板）一打，类似于空谷回响，能传出好几里地，湖对面敲出来的声音，湖这边听得真真切切。听见鼓声，全村庄的人立马就跑过去，附近村庄的人也会及时赶过来。年龄大的会有人帮着端只凳子，年青人就站立一旁，在老人们的后面围成圈，类似于卖艺打场的。开头是始终不改的两句：“鼓声一打响咚咚，周围坐的是贫下中农，今天不把别的表，只说说那个抗日英雄……”我实际喜欢听的不是说书人说的这些内容，而是喜欢听那鼓与牙板敲出的声音，感觉它俩配合得特别好，鼓敲两打，牙板打一下，非常清脆，特别有节奏感，感觉比说书人唱的唱词要好听许多。因为喜欢，所以常常偷偷地在家中用筷子、碗和桌子三大件“当当”地练习敲打。那时也不知为什么，生怕父亲知道，但偏偏有鬼，有一回刚刚敲打了几下，就听见了父亲的脚步声，慌忙收拾时，“咣当”一下把练习的碗打碎了，挨了一顿揍。从此，我便改用脸盆继续练习。姐姐和母亲骂，我是不管的，只怕父亲。
除去村里老了人要请人说书外，还有一种情况几个人合伙偷偷地请，也不叫偷偷，而是劳动之余，几个人坐在田埂上歇息时，突然为“薛仁贵”或者“程咬金”是怎么死的大吵，谁也不服输，于是有人出主意，干脆去把那个说书的请来说一夜就知道究竟了。说一夜书，要付工钱3块，还要包吃包喝，而当时一个壮劳力一天只能赚5毛9分钱，就这样他们居然真就硬着头皮把个说书的请进了村庄。
古书的，统统属于“毒草”系列，所以要提前与说书人悄悄讲好，说书人自己也心知肚明，午夜之前说《热火金刚》或者《林海雪源》，12点以后改过来说《薛仁贵征东》。那天也不知是怎么走漏了风声，被大队书记知道了。正说到李世民求贤若渴，程咬金遍访征东良将的时候，大队书记推门进来了。场面非常尴尬，大家脸色都有些白了─ ─虽然已是“批林批孔”的时候，但抓了现场，仍有可能到大队去接受批斗，或者扣一个月的工分也未可知。我到现在还佩服那个姓金的说书人，居然不慌不忙。大队书记进来后，有人让了座，他手拿黄烟筒，正襟危坐，大概是要看看这帮人怎么收场。然而，鼓与牙板仍然在敲（肯定不能停下来，停下来问题就大了，等于自我认账）。如果书记没有进来，《薛仁贵征东》的唱词已经到了一首打油诗——“日落西山一点红，飘飘荡荡影无踪”。他居然立马把唱词改为“日出东方一点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大家的心这才放了下来。大队书记找不到把柄，也就关门出去了。
多年后，我曾就此事问过这位大队书记，他笑着说，我知道你们在说古书，我也想听两句，但他们半句也不让我听。
现在想来，那个姓金的说书人为什么如此镇定？估计就是那“鼓声两下，牙板（快板）一下”的明快节奏和奇特调子起了关键作用。看来是真有些奇特了，它让他有了思考的时间与空间。因为在没有想好台词前，鼓与牙板可以一直敲，给听说书之人留一下白。如果实在想不出来，留得太长也可以停下来，记得停下来有呆板的唱词：“要知后事如何，吃口黄烟喝口热
茶再追根。”金国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