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这一年的那些事儿
我自幼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初中后，每遇暑期，奶奶就会让我回南陵父母那里度过。
1977年8月中旬的一天，父亲接到三叔打来的电话，随即安排我次日返回了安庆。三叔、五叔、小叔和我一起围坐桌前，手里传阅着一份手抄件。内容是涉及恢复高考问题的内部讲话。三叔那时在安庆市教师进修中心教研室任职，消息自然灵通一些。这一晚我们都很兴奋，叔叔们有过备考经历，认为我该早做准备，还帮我列了个初步计划。随后，远在铜陵的四叔也赶了回来，一时间，我们家每天必谈学习备考相关话题，而这一氛围竟持续了一整年。
奶奶也是大家族里走出来的，一对小脚，读过四年私塾，深知这次机会对儿孙们的特殊意义，这一年里，奶奶从不因家务琐事打扰过我们。
三叔四叔为“文革”前大学生，五叔和小叔也都是老三届，五叔还备考过1966年高考。他们合力为我构筑了强大后援，也期望在我这里找回本应属于他们自己的大学梦。
我们家几乎拥有学习备考的一切有利条件：四叔（1966届北师大毕业）辅导物理；三叔（1967届安大毕业）辅导语文历史；小叔高中数学强项；五叔细心补漏。同时，稀缺教辅材料和练习试卷，因有安庆和铜陵两个市级教研室渠道，能够及时获取。更有五叔小叔在一个屋檐下，共同做题讨论，遇有学习难点问题基本不过夜。在当时，恐怕很少有人家能够做到这点了。
1977年9月开学伊始，学校宣布应对恢复高考的调整安排。原六个班调整为理三文二，我在理科一班。分班后不久，安庆地区举行了一次8县1市高中在校生7门课程（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历史、地理）的综合摸底统考，我有幸进入千分之二名次，获得以在校生身份参加1977年高考的资格。
由于基础弱，知识点残缺，高三新课程还在进行，这也让我一下子陷入仓促应考的被动境地。考前约一个月，我就离开课堂回家备考。那时，争议已久的关于老三届带薪报考政策落地，五叔小叔，还有未过门的五婶也就顺理成章地加入1977年高考阵营。备考期间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那时我们重视数理化，对语文、政治用功甚少。三叔看我们许久不关注作文，有点急了。他就给出了个作文题，让我们几个人按考试时间要求现场作答，他在一旁充当监考。我们几个都想落笔出彩，反到没了思路；倒是五婶没那么多想法，刷刷几下，准时交了卷。我们三个从此在三叔那落下个多年笑柄。备考最紧张时，小叔晚11点下了中班，还要看书至凌晨。因天气冷，我也常常和衣而眠，这种状况好像持续一月有余。两个叔叔有搏命的味道，我因在校生身份，心倒安稳。
当时安徽省本科录取线划分为三条：上山下乡知青录取线180分；老三届带薪考生录取线260分；在校生考生达到260分，直入北大、清华和中科大，未达线者以“不拔青苗”为由返校。最终成绩下来，小叔过280分，圆了大学梦；五叔250分过点，未能上线，随后，1978年改考文科，也圆了梦。我考了246分，未提前实现拔青苗目标。
1978年春节刚过，全国中学数学竞赛开幕，我参加了安庆市和安徽省两级预选赛。当时有个说法，进入全国赛获奖可免试上大学。在市级选拔赛中，我获得了一等奖，并入选省级参赛资格。那时，我们二中的周小古、王翎、谢明杰和我，心气都很高，从三月到四月，我们将全部精力都用在数学竞赛上，压根没把正常高考放眼里。然而，我在省级选拔赛中失手，只进入前70名，获登报表扬奖。唯周小古列29名，他随后荣获全国大赛第九名，免试进了中科大。
此后，我回班级转入正常应考。应对1978年高考本应是件轻松的事，孰料语文出了问题。1977年安徽卷只考一篇作文，导致语文老师因最后两月全力押宝作文写作，而此前语文知识方面的备考我因竞赛而错过。直到文科考完数学卷，才发现与理科同卷，最后两题文科不用作答。这才感觉大事不好。虽然临时抱佛脚，语文才得61分，最后总分不过400，又一次失约中科大。
那个年代，很多人填报志愿是很盲目的。而我因叔叔们多有大学经历，所以给我设定的框框就比较多。根据我的成绩，更考虑专业去向，学校锁定不出华东区，报考专业时，回避农林水气矿、回避潜在涉军工领域、回避涉个人从业责任风险性过强的专业。当我们看到城市规划专业志愿时，主观认为这是个新兴行业，城市要大发展，城市建设要规划人才，只有大城市才更需要规划支持等等。当时同济，南工（后来的东南大学）和南大招收城市规划。因我无绘画基础，所以选报了南京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后来去南大报到，才知道这个专业设在地理系。多年后，我还总以误入南大地理系自嘲之。
高考这一年，锡麟街29号院，我们这一家，在付出中品味到了成功和收获的喜悦。
这一年，奶奶也是最开心的，在她的坚持和见证下，我们家前后一年时间内走出三个大学生，奶奶也印证了她常挂嘴边的那句“财是死宝，人是活宝”的格言。奶奶1979年冬病逝，享年73岁。我写下这段记忆，也是对奶奶的永久怀念。陈田
1977年8月中旬的一天，父亲接到三叔打来的电话，随即安排我次日返回了安庆。三叔、五叔、小叔和我一起围坐桌前，手里传阅着一份手抄件。内容是涉及恢复高考问题的内部讲话。三叔那时在安庆市教师进修中心教研室任职，消息自然灵通一些。这一晚我们都很兴奋，叔叔们有过备考经历，认为我该早做准备，还帮我列了个初步计划。随后，远在铜陵的四叔也赶了回来，一时间，我们家每天必谈学习备考相关话题，而这一氛围竟持续了一整年。
奶奶也是大家族里走出来的，一对小脚，读过四年私塾，深知这次机会对儿孙们的特殊意义，这一年里，奶奶从不因家务琐事打扰过我们。
三叔四叔为“文革”前大学生，五叔和小叔也都是老三届，五叔还备考过1966年高考。他们合力为我构筑了强大后援，也期望在我这里找回本应属于他们自己的大学梦。
我们家几乎拥有学习备考的一切有利条件：四叔（1966届北师大毕业）辅导物理；三叔（1967届安大毕业）辅导语文历史；小叔高中数学强项；五叔细心补漏。同时，稀缺教辅材料和练习试卷，因有安庆和铜陵两个市级教研室渠道，能够及时获取。更有五叔小叔在一个屋檐下，共同做题讨论，遇有学习难点问题基本不过夜。在当时，恐怕很少有人家能够做到这点了。
1977年9月开学伊始，学校宣布应对恢复高考的调整安排。原六个班调整为理三文二，我在理科一班。分班后不久，安庆地区举行了一次8县1市高中在校生7门课程（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历史、地理）的综合摸底统考，我有幸进入千分之二名次，获得以在校生身份参加1977年高考的资格。
由于基础弱，知识点残缺，高三新课程还在进行，这也让我一下子陷入仓促应考的被动境地。考前约一个月，我就离开课堂回家备考。那时，争议已久的关于老三届带薪报考政策落地，五叔小叔，还有未过门的五婶也就顺理成章地加入1977年高考阵营。备考期间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那时我们重视数理化，对语文、政治用功甚少。三叔看我们许久不关注作文，有点急了。他就给出了个作文题，让我们几个人按考试时间要求现场作答，他在一旁充当监考。我们几个都想落笔出彩，反到没了思路；倒是五婶没那么多想法，刷刷几下，准时交了卷。我们三个从此在三叔那落下个多年笑柄。备考最紧张时，小叔晚11点下了中班，还要看书至凌晨。因天气冷，我也常常和衣而眠，这种状况好像持续一月有余。两个叔叔有搏命的味道，我因在校生身份，心倒安稳。
当时安徽省本科录取线划分为三条：上山下乡知青录取线180分；老三届带薪考生录取线260分；在校生考生达到260分，直入北大、清华和中科大，未达线者以“不拔青苗”为由返校。最终成绩下来，小叔过280分，圆了大学梦；五叔250分过点，未能上线，随后，1978年改考文科，也圆了梦。我考了246分，未提前实现拔青苗目标。
1978年春节刚过，全国中学数学竞赛开幕，我参加了安庆市和安徽省两级预选赛。当时有个说法，进入全国赛获奖可免试上大学。在市级选拔赛中，我获得了一等奖，并入选省级参赛资格。那时，我们二中的周小古、王翎、谢明杰和我，心气都很高，从三月到四月，我们将全部精力都用在数学竞赛上，压根没把正常高考放眼里。然而，我在省级选拔赛中失手，只进入前70名，获登报表扬奖。唯周小古列29名，他随后荣获全国大赛第九名，免试进了中科大。
此后，我回班级转入正常应考。应对1978年高考本应是件轻松的事，孰料语文出了问题。1977年安徽卷只考一篇作文，导致语文老师因最后两月全力押宝作文写作，而此前语文知识方面的备考我因竞赛而错过。直到文科考完数学卷，才发现与理科同卷，最后两题文科不用作答。这才感觉大事不好。虽然临时抱佛脚，语文才得61分，最后总分不过400，又一次失约中科大。
那个年代，很多人填报志愿是很盲目的。而我因叔叔们多有大学经历，所以给我设定的框框就比较多。根据我的成绩，更考虑专业去向，学校锁定不出华东区，报考专业时，回避农林水气矿、回避潜在涉军工领域、回避涉个人从业责任风险性过强的专业。当我们看到城市规划专业志愿时，主观认为这是个新兴行业，城市要大发展，城市建设要规划人才，只有大城市才更需要规划支持等等。当时同济，南工（后来的东南大学）和南大招收城市规划。因我无绘画基础，所以选报了南京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后来去南大报到，才知道这个专业设在地理系。多年后，我还总以误入南大地理系自嘲之。
高考这一年，锡麟街29号院，我们这一家，在付出中品味到了成功和收获的喜悦。
这一年，奶奶也是最开心的，在她的坚持和见证下，我们家前后一年时间内走出三个大学生，奶奶也印证了她常挂嘴边的那句“财是死宝，人是活宝”的格言。奶奶1979年冬病逝，享年73岁。我写下这段记忆，也是对奶奶的永久怀念。陈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