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与杂学
笔记，是指古代的文人笔记。笔记，有三个特点：一是繁多，从汉魏到明清，可谓浩如烟海；二是内容博杂，谈狐说鬼、志怪传奇，诠释经史、典章制度，书画题跋、碑帖考证，诗词歌赋、文人掌故，草木虫鱼、珍馐美食，等等，不一而足，而且，常常是一部笔记书中，以某一类题材为主，各种其它题材内容，混杂其中；三是笔记向来不被看作文史正统，故而，有“杂学”之称。
笔记，虽然浩如烟海，内容博杂，但总还是有个侧重点的。比如，一部笔记，常常就是以某一个方面为侧重点，然后，再兼及其它。而具体到某一个朝代，叶灵凤先生，曾从时代的角度，作了个大体归类，他说：“大抵宋朝人的笔记，以记载掌故旧闻见长；明朝人多偏重于史料制度，清朝人的以记载异闻奇事的最多。”
那么，读笔记，有什么好处呢？一可助资谈，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二可以之博闻，增长见识；三可为学人提供一些研究资料。
如果你不是一名学人，只是为“娱乐”而读书，那么，笔记的一个最基本的作用，就是“助人谈资，博人以识”。你读得多了，知道的就多，跟朋友在一起谈天，即“有的谈，有话说”；浸淫其中，时日已久，或许，你的见识，也许就会跟着增长了。
但是，若然只是作此认识，那就未免小看了笔记了。笔记繁多，浩如烟海；内容，又“博杂”，所以，里面就存有了取之不尽的文化财富，只要经过一番搜剔爬梳、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即可作为学问研究的重要参考。
比如，笔记中记载的那些博物知识、文人题跋、掌故旧闻、民俗风情、野史资料等等。
为什么笔记会有“辗转抄袭”的现象？其实，更多的并非是原文抄录，而是在原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拓展、引申，辨伪存真，为己所用，所以说，从一定角度上来说，这实际上也是古人对笔记资料的一种应用。事实上，历史上许多文人著作，正是在参考笔记的基础上写成的。
而且，笔记多为个人撰写，一些笔记，就是作者的亲身经历、见闻，因此，所记内容，就具有了可靠的史料价值。所以，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学人，就常常参考历史上的文人笔记。据说，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就大量引用了清人·董含的《三冈识略》一书的笔记内容。读语言学家杨树达的《积微翁回忆录》，你会发现，纵然是语言学研究，杨树达先生也常常参考古代文人笔记中的内容。
在写作上，现当代文人，也大多喜欢引用或者化用笔记内容，如鲁迅、周作人、台静农（谈艺文）、郑振铎、郑逸梅等。而对笔记的使用，最为频繁也最为成功的，就是周作人。
周作人曾在《我的杂学》一文中，径直把“笔记”，作为他的“杂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不仅在文章中，频繁使用笔记内容，其《书房一角》一书，简直就是阅读笔记的文章集成。对于笔记，周作人也多有高论，他对笔记，给出了自己的分类，他说：“普通笔记的内容总不出这几类：其一是卫道，无论谈道学或果报。其二是谈掌故，自朝政科名以至大官逸事。其三是谈艺，诗话与志异文均属之。其四是说自己的话。”
这四类之中，他最喜欢的是第四类，他认为第四类：“四者之中这末一类最少最难得，他无论谈什么或谈得错不错，总有自己的见识与趣味，值得听他说一遍，与别三家的人云亦云迥不相同。”
而“见识与趣味”，也成为了周作人对笔记取舍的一个重要标准。更明确的表述，就是：“要在文词可观之外再加思想宽大，见识明达，趣味渊雅，懂得人情物理，对于人生与自然能巨细都谈，虫鱼之微小，谣俗之琐屑，与生死大事同样的看待，却又当作家常话的说给大家听，庶乎其可矣。”
周作人的这番话，虽属一得之见，但却是很有见地的，这也是笔记之所以构成“学”的重要所在——虽属“杂学”，但杂得有味，杂得有益。三木斋
笔记，虽然浩如烟海，内容博杂，但总还是有个侧重点的。比如，一部笔记，常常就是以某一个方面为侧重点，然后，再兼及其它。而具体到某一个朝代，叶灵凤先生，曾从时代的角度，作了个大体归类，他说：“大抵宋朝人的笔记，以记载掌故旧闻见长；明朝人多偏重于史料制度，清朝人的以记载异闻奇事的最多。”
那么，读笔记，有什么好处呢？一可助资谈，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二可以之博闻，增长见识；三可为学人提供一些研究资料。
如果你不是一名学人，只是为“娱乐”而读书，那么，笔记的一个最基本的作用，就是“助人谈资，博人以识”。你读得多了，知道的就多，跟朋友在一起谈天，即“有的谈，有话说”；浸淫其中，时日已久，或许，你的见识，也许就会跟着增长了。
但是，若然只是作此认识，那就未免小看了笔记了。笔记繁多，浩如烟海；内容，又“博杂”，所以，里面就存有了取之不尽的文化财富，只要经过一番搜剔爬梳、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即可作为学问研究的重要参考。
比如，笔记中记载的那些博物知识、文人题跋、掌故旧闻、民俗风情、野史资料等等。
为什么笔记会有“辗转抄袭”的现象？其实，更多的并非是原文抄录，而是在原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拓展、引申，辨伪存真，为己所用，所以说，从一定角度上来说，这实际上也是古人对笔记资料的一种应用。事实上，历史上许多文人著作，正是在参考笔记的基础上写成的。
而且，笔记多为个人撰写，一些笔记，就是作者的亲身经历、见闻，因此，所记内容，就具有了可靠的史料价值。所以，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学人，就常常参考历史上的文人笔记。据说，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就大量引用了清人·董含的《三冈识略》一书的笔记内容。读语言学家杨树达的《积微翁回忆录》，你会发现，纵然是语言学研究，杨树达先生也常常参考古代文人笔记中的内容。
在写作上，现当代文人，也大多喜欢引用或者化用笔记内容，如鲁迅、周作人、台静农（谈艺文）、郑振铎、郑逸梅等。而对笔记的使用，最为频繁也最为成功的，就是周作人。
周作人曾在《我的杂学》一文中，径直把“笔记”，作为他的“杂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不仅在文章中，频繁使用笔记内容，其《书房一角》一书，简直就是阅读笔记的文章集成。对于笔记，周作人也多有高论，他对笔记，给出了自己的分类，他说：“普通笔记的内容总不出这几类：其一是卫道，无论谈道学或果报。其二是谈掌故，自朝政科名以至大官逸事。其三是谈艺，诗话与志异文均属之。其四是说自己的话。”
这四类之中，他最喜欢的是第四类，他认为第四类：“四者之中这末一类最少最难得，他无论谈什么或谈得错不错，总有自己的见识与趣味，值得听他说一遍，与别三家的人云亦云迥不相同。”
而“见识与趣味”，也成为了周作人对笔记取舍的一个重要标准。更明确的表述，就是：“要在文词可观之外再加思想宽大，见识明达，趣味渊雅，懂得人情物理，对于人生与自然能巨细都谈，虫鱼之微小，谣俗之琐屑，与生死大事同样的看待，却又当作家常话的说给大家听，庶乎其可矣。”
周作人的这番话，虽属一得之见，但却是很有见地的，这也是笔记之所以构成“学”的重要所在——虽属“杂学”，但杂得有味，杂得有益。三木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