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郑伯
去年12月22日晚，我突然接到郑文生的信息，其父郑立松先生离世，享年94岁。虽是高寿辞世，但一位可敬的长辈没有征兆地突然离去，我还是感到悲痛。我对郑老先生和他的夫人斯华云女士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个晚上，我的思绪一下就回到了难忘的1974年，其时我17岁，正值高中毕业。在我少年的记忆里，是没有父亲这个词的。我完全没有关于父亲的任何消息，连一张照片也没有见过。那是一个非常的年代，对此，母亲也是三缄其口，只字不提。倒是偶尔听见石牌街上的老人谈起，知道父亲雷风曾经是一名剧作家，1950年代写过一出轰动一时的黄梅戏《金狮子》，还写得一笔好字，后来却成了右派。那时我才出生半年，几年后，父亲被遣送回了原籍巢湖乡下做农民。但是他带给我的政治压力丝毫未减。1974年有一次面对高中毕业生的征兵，我没有报名的资格，只能默默打点行装，做去农村插队的准备。但是这个萧瑟的秋天，我的命运里意外地亮起了一盏灯。那个黄昏，一辆由安庆开往怀宁石牌装载粮食的解放牌大卡车，搭乘着两位女士，秘密来到我家。后来知道，其中一位叫斯华云，是郑立松的夫人；另一位叫韩黛枫，是王兆乾的夫人。郑、王二位，都是黄梅戏的有功之臣。郑立松改编的《打猪草》《夫妻观灯》是黄梅戏传统剧目的经典，至今传唱；王兆乾则是《女驸马》最初的改编者，并在黄梅戏音乐上颇有建树。她们此行的目的，是专程来接我母亲潘根荣和我去安庆与父亲团聚。那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他的形象和地道的农民无异，完全脱离了我的想象和市井传说。关于这次不同寻常的见面，2005年我曾写过一篇《安庆的父辈》，该文首发《安庆晚报》，外埠的一些报纸也有转载，如今读来，依旧唏嘘。
那些年我从石牌来安庆，郑家是我的落脚点之一。“郑伯”“斯妈”，是我对郑立松、斯华云夫妇一向的称呼。不经意间，时间竟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当初的少年如今也是年逾花甲。丁酉年我由北京回安庆定居，父辈中已经先后离开了好几位。我的父母也早已长眠青山。因此每回去宜园看望郑伯和斯妈，总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在我的印象里，年逾九十的二老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斯妈神志清晰，依然健谈，郑伯耳背，一如沉默。我见过他们青春年华的照片，岁月改变的不过是外在的形象，却难移肝胆气质。郑伯始终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从他云淡风轻的表情上可以看出，无论发生多大的荣辱，他都是一笑付之。这种豁达与宽厚源自内心的修炼。谈起往事，斯妈还是条理分明地娓娓道来，并没有更多的感慨，情绪也没有起伏，我不禁想起当年她说过的一句话：这辈子的眼泪早已偷偷流干了。
郑伯走在疫情期间，其时我也被封控在家，直到春节期间，才去看望斯妈。老太太看上去跟上回见到依然没有什么变化，脸上也没有一点忧伤，好像陪伴她七十年的老伴并没有真正离开。她点上烟，像年轻时在课堂上对学生讲作文一样，对我说起郑伯离开的那天晚上的情形——那天他突然感觉冷，斯妈说，加盖了毛毯还是冷。我就让他躺到我怀里，我搂着他，捂着他，像哄孩子一样。他好像暖和了，嘴里嘀 嘀咕咕，接着手就不停地抚摸着我的脸、我的脖子，我的头发，然后就睡着了……然后，就这么走了……
我仿佛是目击了这个画面，多么动人，多么令我动容又好生羡慕啊！人生一世，皆是赤条条呱呱坠地，但能有几人如郑伯，在最亲爱的人怀里，又如婴儿一般地离开？这个瞬间我想到了一部经典的美国电影《返老还童》，男主人公本杰明·巴顿的逆生长，临终成为婴儿躺在了老迈的爱人怀里。这本是虚构，现在却在我眼前真实的发生了。呜呼，郑伯！你用一生的善，修来了最后的福。
郑文生说，父亲离开之前的那段时间，虽然没有征兆，有时候也显得神志不清，总是喃喃自语，在屋里不停地转悠，不断地收拾行李，非要选择一双合脚的鞋。郑文生就问，你这是干吗呢？郑伯说，我要去北京开会。哦，原来他是打算出远门了。谁料这一走，就不再回来。郑伯去世的次日晚上，郑文生带着儿子来我这里，让我书写一幅挽联。挽联由四川的剧作家张羽军、徐棻夫妇所撰——“才振黄梅乐天下，德昭赤胆传艺林”。我于是提笔即书，放笔，湿了眼睛。
多年前著名剧作家曹禺来安庆讲学，曾为郑立松题词“悠然见南山”，取自晋陶潜之“饮酒诗”，我以为是准确的。郑立松，人如其名，他就是安庆这片戏剧之乡挺立的一棵松，不招摇，不媚俗，不逢迎，不屈服。看尽人间花开花谢，自有心中云起云落。我在《安庆的父辈》一文里，其中谈到了李洁吾的坚韧、郑立松的宽厚、王兆乾的洒脱和黎承刚的内敛。在我心目中，他们是一批纯粹的黄梅戏人。虽历经磨难，但内心始终有光。这道光，就是黄梅戏。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曾说：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不独人也。物亦有之。我的这些“安庆的父辈”一生挚爱黄梅戏，以戏为知己，如同陶渊明爱菊，林和靖爱梅，周敦颐爱莲。他们没有遗恨。
清明将至，细雨纷飞，大地峥嵘，山河无恙。我已在父母的墓前郑重地说了，郑伯已经安详地驾鹤去了你们那儿，你们这些老戏人又聚到了一块，那就继续琢磨一出新戏吧。或者歇歇，打一圈麻将，别再托梦说“三差一”了。潘 军
那些年我从石牌来安庆，郑家是我的落脚点之一。“郑伯”“斯妈”，是我对郑立松、斯华云夫妇一向的称呼。不经意间，时间竟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当初的少年如今也是年逾花甲。丁酉年我由北京回安庆定居，父辈中已经先后离开了好几位。我的父母也早已长眠青山。因此每回去宜园看望郑伯和斯妈，总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在我的印象里，年逾九十的二老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斯妈神志清晰，依然健谈，郑伯耳背，一如沉默。我见过他们青春年华的照片，岁月改变的不过是外在的形象，却难移肝胆气质。郑伯始终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从他云淡风轻的表情上可以看出，无论发生多大的荣辱，他都是一笑付之。这种豁达与宽厚源自内心的修炼。谈起往事，斯妈还是条理分明地娓娓道来，并没有更多的感慨，情绪也没有起伏，我不禁想起当年她说过的一句话：这辈子的眼泪早已偷偷流干了。
郑伯走在疫情期间，其时我也被封控在家，直到春节期间，才去看望斯妈。老太太看上去跟上回见到依然没有什么变化，脸上也没有一点忧伤，好像陪伴她七十年的老伴并没有真正离开。她点上烟，像年轻时在课堂上对学生讲作文一样，对我说起郑伯离开的那天晚上的情形——那天他突然感觉冷，斯妈说，加盖了毛毯还是冷。我就让他躺到我怀里，我搂着他，捂着他，像哄孩子一样。他好像暖和了，嘴里嘀 嘀咕咕，接着手就不停地抚摸着我的脸、我的脖子，我的头发，然后就睡着了……然后，就这么走了……
我仿佛是目击了这个画面，多么动人，多么令我动容又好生羡慕啊！人生一世，皆是赤条条呱呱坠地，但能有几人如郑伯，在最亲爱的人怀里，又如婴儿一般地离开？这个瞬间我想到了一部经典的美国电影《返老还童》，男主人公本杰明·巴顿的逆生长，临终成为婴儿躺在了老迈的爱人怀里。这本是虚构，现在却在我眼前真实的发生了。呜呼，郑伯！你用一生的善，修来了最后的福。
郑文生说，父亲离开之前的那段时间，虽然没有征兆，有时候也显得神志不清，总是喃喃自语，在屋里不停地转悠，不断地收拾行李，非要选择一双合脚的鞋。郑文生就问，你这是干吗呢？郑伯说，我要去北京开会。哦，原来他是打算出远门了。谁料这一走，就不再回来。郑伯去世的次日晚上，郑文生带着儿子来我这里，让我书写一幅挽联。挽联由四川的剧作家张羽军、徐棻夫妇所撰——“才振黄梅乐天下，德昭赤胆传艺林”。我于是提笔即书，放笔，湿了眼睛。
多年前著名剧作家曹禺来安庆讲学，曾为郑立松题词“悠然见南山”，取自晋陶潜之“饮酒诗”，我以为是准确的。郑立松，人如其名，他就是安庆这片戏剧之乡挺立的一棵松，不招摇，不媚俗，不逢迎，不屈服。看尽人间花开花谢，自有心中云起云落。我在《安庆的父辈》一文里，其中谈到了李洁吾的坚韧、郑立松的宽厚、王兆乾的洒脱和黎承刚的内敛。在我心目中，他们是一批纯粹的黄梅戏人。虽历经磨难，但内心始终有光。这道光，就是黄梅戏。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曾说：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不独人也。物亦有之。我的这些“安庆的父辈”一生挚爱黄梅戏，以戏为知己，如同陶渊明爱菊，林和靖爱梅，周敦颐爱莲。他们没有遗恨。
清明将至，细雨纷飞，大地峥嵘，山河无恙。我已在父母的墓前郑重地说了，郑伯已经安详地驾鹤去了你们那儿，你们这些老戏人又聚到了一块，那就继续琢磨一出新戏吧。或者歇歇，打一圈麻将，别再托梦说“三差一”了。潘 军
